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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本帖最后由 漫游 于 2013-11-23 10:41 编辑

尽管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许多惊险、恐怖的故事,但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英美文学那样不仅创作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影响广泛的哥特传统(Gothic tradition)。哥特文学现在已经成为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哥特文学的认真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70年代以后,由于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该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而且日趋高涨的热潮。据笔者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搜索,到2000年9月为止,英美等国的学者除发表了大量关于哥特文学的论文外,还至少出版专著达184部,其中1970年以后为126部,仅90年代就达59部,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近年来哥特文学研究的状况不仅在于研究成果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为拓展,并且把哥特传统同英美乃至欧洲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

      “哥特”(Goth)一词原指居住在北欧、属于条顿民族(即日耳曼民族)的哥特部落。从公元3世纪起,条顿人不断涌向南欧,在这场改变欧洲历史的民族大迁徒中,骠悍的哥特人是同罗马人作战的主力。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冲突与征战,条顿民族终于在5世纪摧毁了强大的西罗马帝国,而哥特人也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北非建立了许多王国。然而同历史上许多征服了先进文明的民族一样,哥特人也被迅速同化,很快失去其民族性,大约在公元7世纪以后,哥特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主要是一部由巫尔费拉斯(Ulfilas,一位哥特人主教,死于383年)所翻译、现在已经残缺不全的哥特文《圣经》。

       但哥特人的英勇善战在南欧人特别是意大利人心目中留下的创伤和既怕又恨的复杂心情并没有随之消失。西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多年后,意大利人法萨里(Vasari,151l一1574)在历史的封尘中又找出哥特一词来指称一种为文艺复兴思想家们所不喜欢的中世纪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在12世纪至16世纪期间盛行于欧洲,主要体现于教堂和城堡,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和英国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堪称代表性建筑。高耸的尖顶,厚重的石壁,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幽暗的内部,阴森的地道甚至还有地下藏尸所等等,在那些崇尚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思想家眼里,这种建筑代表着落后、野蛮和黑暗,正好是那取代了古罗马辉煌文明的所谓“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的绝妙象征。用那个毁灭了古罗马的“野蛮”、“凶狠”、“嗜杀成性”的部落的名字来指称这种建筑风格真是再适合不过。这样,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

       到18世纪中后期,哥特一词又成为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的名称。这种小说通常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它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这种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哥特小说,因其开山之作、贺拉斯·瓦尔普(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奥特龙多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的副标题为“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



       瓦尔普出身显贵,其父罗伯特·瓦尔普爵士乃辉格党领袖,于1721年当选首相,连任达21年之久。瓦尔普本人后来也当选国会议员,并受封为伯爵。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学院,专攻古希腊罗马人文典籍,深受古典文化熏陶。尽管他对罗马文明景仰有加,但他对当时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过分强调理性、忽视想像、贬低情感、斥责神秘和超自然现象的极端倾向并不苟同。他对古建筑颇有研究,对哥特风格更是情有独钟。哥特建筑乃中世纪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之物化。在这些古老建筑或者废墟面前,瓦尔普感到一种超验的神秘,一种跨越时空的永恒。他甚至将自己的住所“草莓山庄园”也改造为哥特式建筑。在西方建筑史上,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成为西方建筑史上“哥特复兴”的开始。

       但瓦尔普最突出的成就仍是小说《奥特龙多堡》,这部作品成了哥特小说的奠基之作。故事发生在中世纪,地点是意大利南部一座古城堡。小说主要写曼弗雷德家族的败落。这个家庭的祖先曾篡夺了城堡,因此有预言称该家族将败落,合法主人将出现。曼弗雷德家庭的历代子孙为此都生活在预言的阴影之中。在小说里,曼弗雷德惟一的儿子在举行婚礼这天被一个巨大的头盔掉下压死。为了保住家族的财产和延续后代,曼弗雷德抛弃不能再生育的妻子,竟然试图娶儿子的未婚妻为妻。为此目的,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甚至误杀了女儿,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小说的气氛阴森恐怖,情节扣人心弦,并且还有神秘的预言以及盔甲抖动、肖像叹气等超自然现象。《奥特龙多堡》从时间、地点、主题、情节、人物类型到艺术手法都为哥特小说特别是早期的哥特小说确立了基本模式。

       《奥特龙多堡》的巨大成功使许多作家竞相效法。到18世纪90年代,随着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乌多芙堡之谜》(死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和《意大利人》(The Italian,1979)、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的《修道士》(The Monk,1796)以及其它许多引起轰动的作品相继问世,哥特小说作为一种小说体裁在英国逐渐定型,而且还影响了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

       二百多年来,不仅通俗作家热衷于哥特文学的创作,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如
英国的司各特、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康拉德、戈尔丁和美国的布朗、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霍桑、马克·吐温、詹姆斯、福克纳、奥康纳、托妮·莫里森等人,或直接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或将其手法大量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使哥特小说得以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进入文学发展的中心和主流,从而在英美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传统。

       亨利·詹姆斯曾说过,需要大量的社会和文化沃土才能哺育出一支文学之花。哥特小说能产生于英国并在英语文学中繁荣和发展,自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虽然哥特小说与哥特人毫无关系,但日尔曼民族(即条顿民族)中流传的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是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些传说之不仅为哥特小说提供了素材和创作灵感,而且造就了产生和接受哥特小说的“心态”(mentality)。在民族大迁徒中征服了不列颠群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哥特人同属条顿部落,他们在北欧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在长达数百年的民族迁徒及无休止的征战中,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传说,其中许多都以他们的英雄同具有超自然力的“妖怪”(monsters)之间惊险恐怖的斗争为内容。古英语时期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和一些中世纪浪漫故事就产生于这样的传说。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正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同是条顿民族后裔,所以,虽然法国离英国最近,但受英国哥特小说影响最大的却是德国,英国哥特小说特别是拉德克利夫的作品在德国极受欢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出现了哥特小说大繁荣的局面,甚至大量牧师也参与哥特故事的写作,成了哥特故事作家中人数最多的一群,约占百分之二十二。这些哥特作品大量取材于日尔曼民间故事,如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德国哥特小说反过来又影响了英美作家如司各特、刘易斯、华盛顿·欧文、爱伦·坡等人,刘易斯还把浮士德用灵魂同魔鬼做交易这一母题用于《修道士》中。浮士德成了哥特小说中的原型人物,而“浮士德式交易”至今仍是哥特小说最突出的主题之一。

       哥特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戏剧在中世纪主要是演绎《圣经》故事,宣扬基督教教义和道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人文主义思想和古典戏剧的影响下迅速世俗化。在欧洲其它主要国家,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古希腊悲剧,然而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却是古罗马作家塞内加那些充满暴力、复仇与凶杀内容的剧作。英国人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塞内加,多半与上文提到的那种“心态”有关。在塞内加的影响下,英国第一批有影响的世俗剧作家即所谓“大学才子”创作了许多“复仇剧”,其中充斥着阴谋、暴力和凶杀,甚至还有鬼魂出没,最有名的是托玛斯·基德(ThomasKyd)的《西班牙悲剧》(The Spanish Trageay,1580)。英国戏剧的这一重要特点在莎士比亚等人以及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悲剧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对后世英国文学尤其是哥特小说的出现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另外,《圣经》和基督教传说,特别是关于地狱的传说,也是哥特小说的重要源泉。为了使广大信徒能直接阅读或者至少能听懂“上帝的教导”,开始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而《圣经》里就有许多极为恐怖的场面,如上帝用“硫磺与火”毁灭堕落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故事。特别是《启示录》,它涉及天使同撒旦的战争,人世间的屠杀、瘟疫、灾难和饥荒,以及大量神秘的征兆,极力渲染末日审判的恐怖。《启示录》因其生动的语言、奇异的想像、丰富的象征、鲜明的意象和震感人心的气势,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弥尔顿的《失落园》到今天的许多恐怖电影都直接取材于《启示录》或受到它的启示。另外,哥特小说中的许多典型人物类型,比如魔鬼、恶棍英雄、“流浪的犹太人”等,都能在《圣经》中找到他们的原型(撒旦、该隐等);而兄弟相残、夺人之妻、仇杀、强奸、乱伦、同性恋等等哥特小说中的通常主题,也无不在《圣经》中反复出现;至于哥特小说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那就更是一都《圣经》从头到尾的主线。下文我们将谈到,哥特小说的美学基础是“壮美” (the sublime),而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壮美形象就是上帝本人,而第一个壮美行动或场面就是他创造世界。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哥特小说产生于18世纪还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与人文主义结盟,摧毁了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然而人文主义的大发展却反过来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并且使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处于解体之中。到18世纪,欧洲进入理性时代,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热情讴歌、宏扬人的理性。为了强调理性至高无上,一切有可能削弱、威胁或者颠覆理性的因素,如情感、想像、直觉以及神秘和超自然现象,都遭到反对、忽视和压抑。在文学艺术领域,以启蒙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强调的是教育功能,而不是愉悦作用,是道德训诲,而不是感情抒发;它的美学原则是明晰、简单、平衡、和谐,反对复杂、隐晦、奇异和极端。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理性主义反对极端,它其实已经把自己推向了极端,而且正是因为它走向了极端,它反而促成了它的对立面的发展,理性主义所遭到的强有力挑战突出地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即使在理性主义最盛行的时期,文学艺术中都一直存在着对理性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的颠覆因素。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自然诗人(nature poets)和墓园派(the Graveyard School)诗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们尽情发挥想像,抒发感情,表现超自然现象和探讨神秘体验。在建筑艺术方面,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哥特建筑就成了中世纪的“黑暗”、“野蛮”与“落后”的象征,但一直有学者对此抱有不同看法。理查德-胡尔德反对用古典原则来衡量哥特风格。他在1762年指出:“当建筑学家用古希腊的原则来检验哥特建筑时,他所发现的只是畸形怪状。但哥特建筑艺术自有其原则,如果用它的原则来检验,我们就能看到它的优点,就如同古希腊建筑有其优点一样。”在美学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奉行的以“秀美”(the beautiful)为基础的美学原则不一样,哥特艺术的美学基础是产生超验感受的“壮美”(the sublime)。而恰恰是在18世纪,对壮美的探讨最为积极,也最有成效,其中伯克(Edmund Burke)的论著《关于壮美和秀美概念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z,1757)至今仍然是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著作。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哥特小说应运而生并大受欢迎,因为它为“英国文化带来了它所急迫需要的激情、活力和宏大的精神”。但哥特小说真正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作为一种小说体裁而最终确立,却是在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18世纪90年代也许是哥特小说史上最重要的10年,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之为“哥特十年” (“Gothic decade”)。在这十年里,不仅英国出版了大量哥特小说,其中包括拉德克利夫和刘易斯那些影响深远的杰作,而且在其它一些欧美国家也形成了哥特小说创作的高潮。哥特小说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繁荣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充满血腥的雅各宾专政。这场摧毁了现存秩序,把恐怖同自由、平等的观念一起带到了欧洲每一个角落的大革命,正如伯克所说,对许多人而言,那本身就是“一个哥特故事”。法国著名作家戴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曾在1800年指出,哥特小说是“全欧洲所感受到的革命震撼必然结出的果实”。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哥特小说是在欧洲处于深刻历史变革时期,对已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逆反。它创造极端的情形和场景,致力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探索神秘体验,强调情感、想像、直觉以及人身上其它各种非理性的因素。这其实就是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席卷欧美的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浪漫主义流派开始兴起的18世纪中期,并繁荣于浪漫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哥特小说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流派,评论家们称之为“黑色浪漫主义”(dark romanticism)。所谓的“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在主题上,它不像一般浪漫主义那样从正面表达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这两点也正是哥特小说最重要的特点。

       哥特小说一产生就大受欢迎,当然还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那就是它能激起恐惧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美国现代著名哥特小说作家洛伏克拉夫特(H.P.Lovecraft)说:“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在阅读哥特故事时,我们既能在幻觉中置身险境,但又从心底知道危险不会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时,我们就能感到强烈的愉悦。

       伯克在讨论壮美时曾谈到人类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并且把壮美同恐惧联系起来。他把美分为秀美和壮美。一般来说,秀美的事物小巧、精致、和谐,并且为人们所熟悉,它们在观赏者心中所引起的是甜蜜、温馨、热爱、安全的愉悦和激动。与之相对,当面对峻峭高山、亘古荒原、滚滚大河、莽莽林海、雷鸣电闪或者古老废墟时,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神秘的超验力量,心中不由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世界上第一部讨论壮美的专著,朗吉努斯(I.Dnginus)的《论壮美》(On Sublimity),尽管被发现时已残缺不全,约三分之一佚失,它仍然对18世纪欧洲的美学思想包括康德的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对哥特小说的产生、发展乃至为公众所接受,也起了很大作用。作者在书中除了主要以古希腊哲学和文学作为基础和例子来进行阐述外,还特别指出,《创世记》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地’,就有了地”,是极为壮美的场面。其实,在《圣经》里,另外还有许多能在人们心里引起敬畏与恐惧的壮美场面,比如大洪水、上帝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上帝在雷鸣闪电中降临西夸山、耶稣死亡、末日审判等等。仔细研究这些场面,我们会发现,它们全都有关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冲突。从基督教的观点看,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上帝与魔鬼之间永恒的冲突。而这种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冲突正是哥特小说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它贯穿了哥特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与此有关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哥特小说在英美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最繁荣、成就最高,而这些国家恰恰是最主要的新教国家,其中英美更是长期为清教主义(Puritanism)所统治。清教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他们宣扬“原罪说”,强调人性的堕落,坚信命定论,认为人只有靠上帝的恩赐才能获救。他们把一切都看作是善与恶的冲突,是上帝与魔鬼之间永恒斗争的体现。他们以十字军骑士般的狂热,替天行道,把一切不符合清教信仰、清教道德的东西统统看作是邪恶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许多天主教徒和各种男“巫”女“巫”因此惨遭迫害,被处以极刑。当然,天主教同样也对清教徒残酷镇压。清教徒同天主教以及一切与清教信仰、清教道德相悖的东西进行的激烈而且常常是血腥的斗争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在上帝的旗帜下演出的“哥特故事”。这就是为什么竭力渲染恐怖气氛、深人进行道德表现和道德探索的哥特小说在英美德等国特别繁荣的根本原因。

       尽管在哥特小说兴起之时,这样的迫害已经成为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早期的许多哥特小说,比如前面提到的《奥特龙多堡》、《乌多芙堡之谜》、《意大利人》、《修道士》以及爱伦·坡的名作《陷阱与钟摆》等等,都是以意大利、西班牙或者法国南部这样的天主教国度为背景,而且大都是暴露天主教及其教士的邪恶。同样,“清巫”事件也被广泛写进哥特小说,以表现善与恶的斗争,或进行道德探索和道德反思。这在美国文学中特别突出,尤其是1692年在塞勒姆(Salem)发生的大规模残酷迫害女巫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刺激着文学家们的艺术想像力,从约翰·尼尔(John Neal)、霍桑到现代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当代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都曾以塞勒姆事件为素材创作出气氛恐怖、寓意深刻的作品。



       虽然哥特小说在不断发展,但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却几乎没有改变。前面已经提到,哥特小说的产生是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逆反,并且它也是在同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边缘性、挑战性和颠覆性,尽管它后来也不时进入中心,与各时期的主流文学相结合,但它本质上的边缘性和颠覆性却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改变。这是由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由于强调刺激和趣味,从总体上看,哥特小说主要是一种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同占主流地位的“精英文学”总保持相当距离。第二,由于它的“黑色”性质,哥特小说主要通过突出表现暴力和堕落来强有力地揭示社会罪恶和探索人性中的阴暗,它自然就对以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为目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构成颠覆的危险。

       哥特小说在18世纪所特有的颠覆性,前面已经讲过。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浪漫主义成了文学的主流,哥特小说也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几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如布莱克、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济慈、司各特、奥斯丁等,都创作过哥特故事或者使用哥特手法,推动了哥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但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作为浪漫主义流派一部分的哥特小说所特有的颠覆性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是现实的叛逆者,但主流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在于理想化,而哥特小说却意不在此。尽管哥特小说中也有一些理想化人物,而且也在间接表达理想的价值观念,但其重点从来就是暴露罪恶与黑暗。正是因为这种“黑色”性质,再加上浪漫主义的叛逆精神,因而在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哥特”人物是“恶棍英雄”(villain hero),即所谓“拜伦式英雄”。他集善恶于一身,具有超常意志和力量,同压抑人性、束缚个性的社会体制势不两立,因而是性格孤傲的叛逆式边缘人物。其代表人物是拜伦塑造的曼弗雷德。后来尼采提出的“超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这种人物形象的影响。

       当然,这种人物形象并不是拜伦或者其他哥特小说家所独创。英国文学中早就有塑造这种人物形象的传统,比如马洛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过这方面最著名的艺术形象要算弥尔顿在《失落园》的前几章里塑造的撒旦这个不屈不挠的叛逆者,他受到从布莱克到拜伦等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家的高度赞扬。除了曼弗雷德,其它许多哥特作品中的“恶棍英雄”的塑造也深受其影响,其中玛丽·雪莱的名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也许受《失落园》的影响最深。这部小说的卷首引语就出自《失落园》:“造物主啊,难道我曾要求你,用泥土把我造成人吗?难道我,曾恳求你把我从黑暗中提升出来?”这是亚当在面临被赶出伊甸园(也就是被赶出“主流社会”)并将遭受死亡的处罚时,胆敢对创造他的上帝发出的抱怨。弗兰肯斯坦不负责任地创造出一个“怪物”,又不负责任地抛弃了他。亚当的话正好表达出他对弗兰肯斯坦的抱怨。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H.布鲁姆所指出的:“《弗兰肯斯坦》的中心是维多克·弗兰肯斯坦同其怪物之间相互仇恨的关系。”这种相互仇恨的关系之根源就是弗兰肯斯坦的不负责任,而责任正是道德的基础。这部哥特文学的代表作不仅像其他浪漫主义作品那样揭露了造成人的堕落的各种根源,而且还进一步从道德上批评了浪漫主义者们关于创造完美的新人类的理想以及作者的丈夫诗人雪莱所宣扬的普罗米修斯式英雄的观点。

       在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在文学中成为主导,同整个浪漫主义流派一样,哥特小说的地位也大为下降。但哥特文学并没有消亡,它仍然作为通俗小说拥有大量读者,而且现实主义作家们也没有拒绝使用哥特小说手法,在他们手中,哥特手法正好有助于他们揭露社会罪恶,批判社会现实。如约翰·贝利所说,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把“哥特恐怖小说体裁同社会谴责小说体裁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双城记》、《艰难时世》等作品中都十分成功。在这些作家笔下,哥特故事的背景往往从遥远的过去和古老的城堡搬到了现实中的工业化大都市,伦敦东区肮脏狭窄的街道、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无孔不入的犯罪活动、下层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的悲惨生活,在这些作家眼里,都具有明显的“哥特色彩”。于是,哥特小说那种强烈的震撼力量正好能极大地增强他们的社会批判。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相当程度上的社会化和现实化。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主要作家中,勃朗特姐妹不仅创作出最具哥特色彩的小说,而且也最突出地运用哥特手法来进行道德探索,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自17世纪清教革命以来,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这期间,宗教势力大为增强,清教道德观念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一个严重的结果是,妇女的地位空前降低。小说《简·爱》里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成了人性受到压抑的维多利亚妇女的象征,而主人公简·爱则是妇女追求人格独立和个人价值的代表人物。《呼啸山庄》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杰作中哥特色彩最强烈的作品,它把人物放到极端的环境中来对感情与理智、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表现和探索。

       19世纪20年代以后,哥特小说发展的中心似乎移到了美国。哥特小说能在美国迅速繁荣、持续发展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根源。首先,不仅历经艰险来到美洲的早期移民经常挣扎于饥饿、寒冷、瘟疫和死亡的威胁之中,而且一部美国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中不断探险、冲突和征服的历史。其次,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小说兴起之时正是哥特小说在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最繁荣的时期。美国第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查尔斯·B.布朗(Charles B.Brown)就是在18世纪90年代即所谓“哥特十年”的后期推出了几部阴森恐怖并且充满血腥的作品。同样,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欧文在司各特和德国哥特小说作家的影响下创作出《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ing Hollow)等杰作。第三,现实主义不仅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在美国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未像在英国那样占据绝对优势;浪漫主义在美国一直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美国历史上和美国文化中极为突出的清教主义传统。美国早期移民的主体是清教徒,他们一到新大陆就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在英国清教革命失败、清教主义势力大为削弱之后,大批清教徒为逃避迫害到了美洲,反而并一步加强了那里的清教势力,以至在17世纪末还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塞勒姆事件。到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理性主义在英国如日中天之时,在美国反而出现了以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为领袖、被称之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清教主义复兴运动。清教徒以极端的狂热谴责人的堕落,用“地狱之火”描绘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的可怕处境。一直到20世纪,清教主义仍然在美国特别是在南方继续发展。美国社会和文化中强大的清教主义传统是美国哥特小说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清教主义传统的一个最为深刻的影响是促进了美国文学的道德化和内在化。它促使作家对人性、人的内心、人的灵魂进行探索。即使那些批判清教主义的作品也同样反映出清教主义在这方面的深刻影响,对清教主义狂热的讽刺和批判早在布朗的第一部重要小说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第一部哥特小说《韦兰》(Weiland,1798)中就是最基本的主题。在小说中,作者着重表现了宗教狂热对人的心灵的毒害及其灾难性后果。尽管小说气氛恐怖,场面血腥,但造成韦兰杀掉全家并最后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超自然的外力在作祟,而是因为他的宗教狂热使他错误地解读了他听到的奇怪声音。如果我们把《韦兰》同18世纪的英国哥特小说相比,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虽然几乎所有的哥特小说都十分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恐惧,但在英国作品中,这种恐惧主要是由外在的恐怖事物或环境所引起,而在《韦兰》里却相反,恐怖植根于人物的内心。由此可见,美国哥特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19世纪30年代以后,哥特小说在英国日益社会化、现实化,而在美国却日趋内在化、心理化。

       使哥特小说朝内在化方面发展最突出的作家是爱伦·坡。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极为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大都短小紧凑,结构严谨,情节环环相扣,步步推进,整体效果十分突出。《厄歇尔家的崩溃》、《泄密的心》、《黑猫》、《红死魔的面具》、《活埋》、《陷坑与钟摆》、《雅蒙忒拉多葡萄酒》等许多故事全是典范之作。但在哥特小说的发展上,他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把道德探索同心理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曾说,他作品中的恐怖是“心灵的恐怖”。他把人物放到他所创造的特殊环境之中,利用恐惧的特殊力量,打破社会为人铸造的外壳,以便能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揭示人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展现人最原始的本能和最基本的需求,暴露平常连他自己都不愿或不敢面对的丑恶,并且从不同的方面探索善与恶的冲突。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当数《威廉·威尔逊》,它是19世纪以描写“异己”(double)形象来深入表现和探索人物灵魂深处的善恶冲突、心理变态和人格分裂的故事中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斯蒂文森、王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等人都先后创作了类似的作品。

       另一个把心理探索同道德探索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深入表现善恶冲突的杰出作家是霍桑。他所受的清教主义影响远超过坡,因此在道德探索、在对清教主义的表现和批判方面,他也比坡更为直接和普遍。同时,正因为他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他对清教主义的态度也十分矛盾。在《好人布朗》、《牧师的黑面纱》、《七个尖顶的宅邸》、《大理石牧神》、《艾丽丝·多恩的申诉》等许多哥特色彩浓厚的故事里,如同在其代表作《红字》里一样,他既像清教徒一样深入到灵魂深处去揭示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为恶倾向,同时还揭露清教专政时代的黑暗,批判清教主义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最严重的罪孽是“对人心的践踏”。除了爱伦·坡和霍桑外,麦尔维尔、詹姆斯、梅尔、福克纳等都是美国文学中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

       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哥特小说也获得了新的繁荣,其状况与一百年前极为相似。新一代作家如斯蒂文森、王尔德、威尔斯、康拉德、斯托克、福斯特等人创作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多里安·格雷的肖像》、《莫罗博士之岛》、《德拉库拉》、《黑暗的心》等许多佳作,对哥特式小说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这时期的哥特式小说除了在传统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特点,那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威尔斯的《莫罗博士之岛》(1896)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莫罗博士与雪莱夫人笔下的弗兰肯斯坦相似,他们都像浮士德一样想通过知识追求神一般的力量,都试图制造出新人类。不同的是,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制造出他理想中那种完美无缺的人;而莫罗却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想制造出会心甘情愿供其驱使的奴隶,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然而他却为自己的野心所毁灭,最终死在他制造出来的“人”手里。

       在批判帝国主义方面,康拉德的小说特别突出。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不过在他看来,深受其害的还不仅仅是殖民地人民,同时也是那些在海外进行压迫和掠夺的帝国主义者的人性。因此他的小说还着重描写了帝国主义者因自己的贪欲和权力欲而堕落的故事。《黑暗的心》(1902)的主人公在临死前终于认识到,非洲丛林里的恐怖根源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根源于他自己那堕落的灵魂。他那颗“黑暗的心”才是非洲丛林里摧毁一切的黑暗的罪恶渊薮。

       20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地位下降,但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没落和大众文化地位的上升,又出现了一些主题严肃、艺术成就较高的哥特小说,如大卫·林赛、梅尔文·皮克、大卫·斯托里等人的作品。把哥特手法运用于对人性进行深刻探索的最成功杰作要算诺贝尔奖获得者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1954)。这是一部深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寓言式作品。它通过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描写了一群流落到孤岛上的孩子在失去文明的规范和道德的指引之后,如何一步步堕落并展示出原始的凶残本性。

       在20世纪,哥特小说在美国远比在英国繁荣。不同流派的作家如福克纳、纳博科夫、约翰·霍克斯、托玛斯·品钦、托妮·莫里森、H.P.洛夫克拉伏特、斯蒂芬·金、托玛斯·哈里斯、安妮·赖斯等都大量使用哥特手法或者创作哥特小说。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哥特传统成为南方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方独特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也使南方的哥特小说带上了鲜明的色彩。由于南方的庄园制度、清教文化特别是血腥的奴隶制以及在南方人看来是一场大灾难的南北战争,南方具有哥特小说发展的肥沃土壤。南方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边疆故事和奴隶故事。南方文学的主流要算庄园小说,而南方的第一部庄园小说、肯尼迪(John P.Kennedy)的《麻雀仓房》(Swallo Barn,1832),就有浓厚的哥特色彩。随后爱伦·坡和马克·吐温也对南方哥特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南方哥特小说的真正繁荣开始于南方文艺复兴。

       在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福克纳等一批南方作家抛弃了南方文学粉饰南方社会和历史的传统,有史以来第一次正视南方现实,深入揭示南方社会和历史中的罪恶,特别是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践踏。他们的作品表明,这些罪恶如此令人震惊,以至“非哥特手法不足以表现南方的现实”。凹在南方作家中,福克纳不仅成就最高,而且在使用哥特手法方面也堪称典范。从著名短篇《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到《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坟墓的闯入者》等饮誉世界的长篇杰作,都大量运用了哥特手法。福克纳的成就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南方文学。赖特(Richard Wright)、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卡波特(Truman Capote)、珀迪(James Purdy)、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莫里森、赖斯(Anne Rice)等后继者进一步发展了特点鲜明的南方哥特小说传统。

       这里特别要提到南方黑人作家,他们把哥特手法作为谴责和批判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强有力的方式。赖特的著名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1940)是第一部具有全国影响的黑人小说。作者运用哥特式恐怖来表现种族主义造成的可怕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别的出现。莫里森是艺术上更为成功的作家,她的代表作《宝贝儿》(Beloved,1987)也许是《押沙龙,押沙龙!》之后最出色的南方小说。它通过血腥的场面、神秘的气氛、闹鬼的房屋和惊险曲折的情节再现了南方噩梦般的奴隶制历史和对黑人造成的伤害。

       与其他南方作家致力于表现南方社会和历史不同,赖斯更注重探索现代社会里人的异化。不过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人,而是吸血鬼。哥特小说中一直就有描写吸血鬼的传统。拜伦在《吸血鬼》(Vampire,1819)中所写的医生坡里多利(John Polidori)的故事开了有关吸血鬼故事的先河;斯托克(Bram Stoker)于1897年出版的《德拉库拉》(Dracula)则堪称此类题材小说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搬上银幕,获得极大成功。此后,关于吸血鬼的小说和电影层出不穷。赖斯正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她以《吸血鬼访谈录》(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1976)而一举闻名,随即接连出版了吸血鬼系列小说,十分畅销。她在书中从吸血鬼的独特视觉出发来观察和表现现代世界,指出现代世界和道德堕落的人比吸血鬼更可怕。



       美国现当代哥特小说的繁荣除了传统方面的根源外,还与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冷战、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心理研究的深入、人的异化空前严重等因素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对许多美国作家来说,哥特体裁似乎已经成了表现当代体验的最适当方式。”眇除了那些有关幽灵、吸血鬼、复仇、因果报应的故事以传统形式或者结合现当代现实继续发展之外,以病态心理、幻觉、性变态等为根源的恐怖故事也大量出现,而哥特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结合更是极为突出的特点。其实科幻小说一开始就同哥特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西方第一部科幻小说,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就是最著名的哥特小说之一,而爱伦·坡、斯蒂文森、威尔斯等作家的许多科幻故事本身也是哥特故事。从《弗兰肯斯坦》到今天的科幻哥特小说,一个最根本的主题就是人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恐惧。而在电脑时代和克隆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恐惧更是像噩梦一样压在人们心里,因此许多当代科幻哥特作品都致力于描写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威胁、控制、残害、毁灭人自己的故事。同时它们还通过谴责不负责任的科学家或者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家的疯狂行为来表明,缺乏正确的道德原则的指导,科学技术的恶性发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哥特小说怎样发展,总的来说,它都没有偏离表现善恶冲突、进行道德探索这一主线,它总是在揭露各种摧残人性、威胁人类或者使人堕落的罪恶。不幸的是,人们对这些罪恶往往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甚至以恶为善,这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所以,当人们问奥康纳,她为什么在作品中那样大量使用哥特手法时,她回答说:“对于那些听觉不灵的人,你得大声叫喊;而对于那些快失明者,你只能把图画得大大的。”也就是说,只有借助哥特小说所特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认识到那些罪恶和危险。因此,只要有使人堕落或者践踏人性的罪恶存在,哥特小说就会继续发展。

来源:哥特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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