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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雕塑(第二章)

希腊的雕塑
第二章 时代
  现在需要再进一步,考察希腊文明的另一个特点。——一个古代的希腊人不但是希腊人,并且是个古人;他不仅和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不同,因为他属于另一种族,具有另外一些才能,另外一些倾向;并且他和现代的英国人,西班牙人,希腊人不同,因为他生在历史上前面的一个时期,具有另外一些观念,另外一些感情。他在我们之前,我们跟在他的后面。他的文明没有建筑在我们的文明之上,而是我们的文明建筑在他的和别的几种文明之上。他住在底层,我们住在三楼或四楼。由此产生无数重要的后果,一个人住在地面上,所有的门户直接开向田野,另外一个人在一所现代的高楼上关在一些狭小的笼子里:差别之大莫过于这样两种生活了。这个对比可以用两句话说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简单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精神境界是复杂的。因此他们的艺术比我们的朴素;他们对于人的心灵与肉体所抱的观念,给他们的作品提供材料;但我们的文明已经不允许这一类的作品产生了。



  只要对他们生活的外表看上一眼,就能发觉他们的生活多么简单。文明逐渐向北方移动的时候,不能不满足人各式各种的需要,在南方最初的基地上可没有这些问题。——在高卢,日耳曼,英吉利,北美洲或是潮湿或是寒冷的气候之下,人吃得更多,需要更坚固更严密的屋子,更暖更厚的衣服.更多的火和更多的光线,更多的掩蔽,给养,工具,工业。他必然要会制造。欲望又随着满足而增长,四分之三的精力都用来求生活的安乐。但得到的方便同时成为一种束缚,增加人的麻烦,使人做了安乐的俘虏。你们想一想,今日一个普通男子的衣著包括多少东西!女人的衣著,即使是中等阶级的,更不知有多少!两三口柜子还装不下。那不勒斯或雅典的妇女现在也仿效我们的时装了。一个希腊的爱国志士①穿的古怪服装和我们的一样累赘。我们北方的文明,回流到落后的南方民族中去的时候,带去一套不必要的复杂而奇怪的装束;现在只有在偏僻的区域和十分穷苦的阶层中,才能遇见衣服减少到适合于当地气候的人:那不勒斯的所谓“穷光蛋”只穿一件长至膝盖的单褂,阿卡提亚〔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的女人只穿一件衬衣。
   古希腊的男人只需要一件没有袖子的背心,妇女只要一件没有袖子的长到脚背的单衫,从肩膀到腰部是双层的:这是服装的主要部分:此外身上再裹一大块方形的布,女人出门戴一块面纱,穿一双便鞋;苏格拉底只有赴宴会才穿鞋子:平时大家都赤着脚光着头出去。所有这些衣服一举手就可脱掉,绝对不裹紧在身上,但是能刻划出大概的轮廓;在衣服飘动的时候或者接缝中间,随时会暴露肉体。在练身场上,在跑道上,在好些庄严的舞蹈中,他们干脆脱掉衣服。普利纳说:“全身赤露是希腊人特有的习惯。”衣着对于他们只是一件松松散散的附属品,不拘束身体,可以随心所欲在一刹那之间扔掉。——人的第二重包裹,房屋,也同样简单。你们把圣·日耳曼或枫丹白露的屋子,跟庞贝依或赫叩雷尼阿姆的屋子做个比较罢;这是两个美丽的内地城镇,当时在罗马郊外的地位与用途,正如今日圣·日耳曼和枫丹白露之于巴黎。你们计算一下,现在一所过得去的住屋包括些什么:先是用软砂石盖的二层或三层的大建筑,里头有玻璃窗,有糊壁纸,有花绸,有百叶窗,有二重或三重窗帘,有壁炉架,有地毯,有床,有椅子,有各种家具,有无数的小古董,无数的实用品与奢侈品。再想象一下墙壁单薄的庞贝依的屋子:中央一个小天井,有个滴滴答答的喷泉,天井四周十来个小房间,画着一些精致的画,摆着一些小小的铜像;这是一个轻巧的栖身之处。给人晚上歇宿,白天睡中觉,一边歇凉一边欣赏优美的线条,和谐的色彩;按照当地的气候,再没有别的需要。在希腊的盛世,室内配备还要简单得多。①小窃挖得进去的墙壁只刷白粉,在伯里克理斯的时代〔五世纪〕,壁上还没有图画;室内不过是一张床,几条毯子,一只箱子,几个漂亮的有图画的水瓶,一盏简陋的灯,墙上挂几件兵器;小小的屋子还不一定有楼,但对于一个雅典的贵族已经足够。他老在外边过活,在露天,在廊下,在广场上,在练身场上;而给他过公共生活的公共建筑也和私宅一样朴素。那决不是高楼大厦,象我们的立法议会〔法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国会名称〕或者伦敦的韦斯敏斯德,内部有许多装修,有成排的席位,有灯火,有图书馆,有饮食部,有各个部门,各种服务;希腊的议会只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叫做尼克斯,几级石砌的台阶便是演说家的讲坛。此刻我们正在建造一所歌剧院,①我们需要一个宽大的门面,四五座大楼,各种的休息室,客厅,走道,一个宽敞的剧场,一个极大的舞台,一个巨型的顶楼安放布景,无数大大小小的房间安置演员和管理人员;我们花到四千万〔法郎〕,场子里有二千座位。在希腊,一个剧场可以容纳三万到五万观众,造价比我们的便宜二十倍,因为一切都由自然界包办:在山腰上凿一个圆的梯形看台,下面在圆周的中央筑一个台,立一座有雕塑装饰的大墙,象奥朗日②的那样,反射演员的声音;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远处的布景不是一片闪闪发亮的海,便是躺在阳光之下的一带山脉。他们用俭省的办法取得豪华的效果,供应娱乐的方式象办正事一样的完善,这都是我们花了大量金钱而得不到的。
   再看人事方面的组织。一个现代的国家包括三四千万人,散处在纵横千余里的领土之内。它比古代的城邦更巩固;但另一方面,它也复杂得多。要当一个差事必须是一个专门的人;因此行政工作也象别的职业一样成为专门的了。大多数人只能每隔许多时候用选举方式参与国家大事。平日他们住在内地,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和明确的见解,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盲目的情感,遇到要决定战争,和平,或捐税的时候,只能让一般比他们知识丰富而由他们派往京城去当代表的人处理。——关于宗教,司法,陆军,海军的问题,也同样由人代庖。这些公事每一项都有一批专门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在其中当个角色,大多数的公民都不能胜任。我们完全不参与这些事情;我们有代表,或者出于他们自己选择,或是由国家选择,代我们去打仗,航海,审判,祈祷。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如此:职务太复杂了,不能临时由一个生手去执行;教士要进过神学院,法官要进过法学院,军官要进过军校,军营或军舰,公务员要经过考试和办公室的实习。——相反,一个象希腊城邦那样小的国家,普通人能担任一切公共职务;社会并不分成官吏和平民,没有退休的布尔乔亚,只有始终在活动的公民。雅典人对于有关公众利益的事都亲自决定;五六千公民在广场上听人演说,当场表决;广场便是菜市,大家在这儿售卖自己出产的油和橄榄,也在这儿制定法律,决定法令:领土不过等于现代的一个城郊,乡下人比城里人多走的路也很有限。讨论的事情并不超过他的智力,只关涉到一个教区的利益,因为城邦只有一个城。应当如何对付美加拉或者科林斯,他不难判断:只消凭个人的经验和日常的印象就行;他毋须做一个职业政治家,熟悉地理,历史,统附等等。同样,他在自己家中就是教士,每隔多少时候还当本部族或本部落的祭司;因为他的宗教是保姆嘴里讲的美丽的故事,仪式是他从小就会的舞蹈或唱歌,还有是穿了某种衣服当主席,吃一顿饭。——此外,他也在法院中当审判,审理民事,刑事,宗教的案子:逢到自己有诉讼就亲自出庭辩护。一个南方人,一个希腊人,天生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当时法律条文还没有那么多,没有积成一部法典和一大堆头绪纷繁的东西;他大体都知道:法官可以背给他听,而且习惯容许他凭着本能,常识,情绪,性子说话,至少同严格的法学和根据法理的论证同样有效。——倘若他有钱,他就做演出的主办人。你们已经看到希腊的剧场不象我们的复杂,而且雅典人素来爱排练舞蹈,歌唱,戏剧。——不论贪富,人人都是军人;战争的技术还简单,还没有战争的机器,民团就是陆军。在罗马人未来之前,这是最优秀的军队。要培养精锐的士兵,有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由普通教育完成了,不用特殊训练,不用办新兵操演班,不用军营中的纪律和练习。一方面,他们要每个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身体要极强壮,极柔软,极灵活,会攻击,招架,奔跑。这些都由练身场担任了,练身场是青年人的学校,他们连续几年,整天在里面搏斗,跳跃,奔跑,掷铁饼,有系统的锻炼所有的肢体和肌肉。另一方面,他们要士兵能整然有序的走路,奔驰,做各种活动。应付这些,他们的舞蹈就足够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赛会,都教儿童和青年如何集合,如何变换队形。斯巴达的公共舞蹈队和军队奉同一个神为祖师。在这样的风俗习惯培养之下,公民一开始就能毫无困难的成为军人。——当水手也不需要更多的学习。当时的战舰不过是一条航行近海的船,至多装二百人,无论到哪里都不大会望不见陆地。在一个既有海口,又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邦之内,没有一个人不会操纵这样的船。我们的水手和海军军官要十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熟悉气候的征兆,风向的变化,位置与方向,一切的技术,一切的零件;希腊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事先就会或一学就会的。——古代生活的这些特点都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前例而简单的文明;都归结到同一个后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作用而变质。现在我们分做受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内地人和巴黎人,并且有多少种阶级,职业,手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人;人到处关在自己制造的小笼子里,被一大堆需要所包围。希腊人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加工,没有变得这样专门,离开原始状态没有这样远,他所活动的政治范围更适应人的机能,四周的风俗更有利于保持动物的本能:他和自然的生活更接近,少受过度的文明奴役,所以更近于本色的人。



  这些仅仅是铸造个人的环境和外界的模子。现在让我们深入个人的内心,接触他的思想和感情;希腊人和我们在这方面的距离更可观。在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养成思想感情的总不外乎两种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者都向同一方面发生作用,当时是要思想感情保持单纯,现在要思想感情趋于复杂。——近代人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长的芽,和本能抵触的。那好比一阵剧烈的抽搐,破坏了心灵的原始状态。基督教宣称世界万恶,人心败坏;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这是事实。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应当换一条路走。现世的生活是放逐;我们应当把眼睛转向天上。人性本恶,所以应当压制一切天生的倾向,折磨肉体。感官的经验和学者的推理都是不够的,虚妄的;应当把启示,信仰,神的点拔作为指路的明灯。应当用赎罪,舍弃。默想来发展我们的心灵,使眼前的生活成为热烈的期待,求解脱的期待,时时刻刻放弃我们的意志,永远皈依上帝,对他抱着至高无上的爱;那末偶尔可以得到一些酬报,能出神入定,看到极乐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间,理想的模范是隐士与修士。要估量这样一种思想的威力,要知道这思想改变人类的机能与习惯到什么程度,只消读一遍伟大的基督教诗歌和伟大的异教诗歌,读一遍《神曲》,再读一遍《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但丁看到一个幻象,他走出我们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国土。他看到刑罚,赎罪,幸福[地狱,炼狱,天堂]。剧烈的痛苦和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心惊胆战:凡是执法者与刽子手逞着狂怒与奇巧的幻想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觉到了,为之魂飞魄散。然后他升到光明中去,身体失去了重量,往上飞翔,一个通体放光的女子〔俾阿特利斯〕堆着笑容,他不由自主的受她吸引;听见灵魂化为飘飘荡荡的歌声与音乐,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①鲜艳的光彩便是天上的德性与威力:神圣的言语,神学的真理,在太空发出隙亮的声音。理智在灼热的高空象蜡一般熔化了,象征与幻景互相交错,掩盖,终于达到一个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个诗篇,包括地狱的和天堂的部分,就是一个从噩梦开始而以极乐告终的梦境。——可是荷马给我们看到的景色不知要自然多少,健全多少!他讲到特洛亚特,伊萨卡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②我们至今还能追寻那种景色,认出山脉的形状,海水的颜色,飞涌的泉水,海鸟栖宿的扁柏与榛树;荷马的蓝本是稳定而具体的自然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觉得处处脚踏实地,站在现实之上。他的作品是历史文献;写的是他同时人的生活习惯;奥林泼斯山上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毋须勉强自己,毋须鼓起狂热的心情,就能发觉自己心中也有他所表现的情感;想象出他描写的世界,包括战争,旅行.宴会,公开的演说,私个的谈话,一切现实生活的情景,友谊,父母子女的爱,夫妇的爱,追求光荣,需要行动,忽而发怒,忽而息怒。对迎神赛会的爱好,生活的兴致,以及纯朴的人的一切情绪,一切欲望。诗人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看得见的范日之内,那是人的经验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这个范围;现世对他已经足够,也只有现世是重要的:“他世界”只是幽魂所住的渺茫的地方。于里斯在阿台斯〔地狱之神〕那儿遇到阿喀琉斯,祝贺他在亡魂中仍然是领袖,阿喀琉斯回答说:“光荣的于里斯,不要和我谈到死。我宁可做个农夫,替一个没有遗产而过苦日子的人当差,那比在从古以来所有的死人中间当头儿还强得多。你还是和我谈谈我光荣的儿子吧,告诉我,他在战场上是不是第一个英雄好汉。”——可见他进了坟墓仍旧在关心现世的生活。“于是飞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隐了,在野水仙①日里迈着大步走开,非常高兴,因为我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代都出现同样的情感,不过稍有出入而已。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死的人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他的儿子,他的荣誉,他的坟墓,他的乡土,能够在阳光之下继续存在。棱伦对克雷萨斯(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丹罗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儿子又美又有德行,他们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业,而他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兴旺的过了一辈子,结局也很光荣。雅典人和邻居埃留西斯人打仗,他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把他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柏拉国的时代,希波阿斯提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说:“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生最大的福气莫如在希腊人中享有财富,健康,声望,活到老年,把父母体体面面的送终,然后由子孙用同样体面的排场把自己送进坟墓。”哲学家长篇大论的提到“他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也并不可怕,并不无边无际,既不与现世相去天壤,也不象现世这样确凿无疑,既没有无穷的刑罚,也没有无穷的快乐,既不象一个可怕的深渊,也不象荣耀所归的天国。苏格拉底对审判他的人说:①“死不外乎两种情形:或者是化为乌有,一切感觉都没有了;或者象人家说的,死是一种转变,是灵魂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假如死后一无所觉,好象睡着一般,连梦都没有,那未死真是件妙事。因为在我看来,倘若有人在他的许多夜中举出这么一夜,睡得那么深沉,连梦都没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间,有过哪一天哪一夜比这个无梦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结论;我这么说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论,便是对波斯王也一样。所以倘若死是这样的,我认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为死后全部的时间只等于一夜功夫。一—假如死是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而假如真象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未,诸位审判员,我们还能设想比死更大的乐事么?倘若一个人到了阿台斯的境内,摆脱了你们这些自称为的审判员,而遇到一般真正的审判员,如迈诺斯,拉达曼塔斯,埃阿克,德利普托雷玛斯,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象人家说的,在那里当审判,那未搬到那里去住难道有什么不好么?跟奥尔番斯,牟西间斯,希西俄德,荷马住在一起,试问准不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换取这样的乐趣?至于我,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我还愿意多死几次呢。”因此在无论何种情形之下,“我们对于死应当抱着乐观的态度。”——过了两千年,巴斯洛提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疑惑,认为不信上帝的人,前途“不是永久的毁灭便是永久的痛苦,两者必居其一”。这样一个对比指出人的心灵在一千八百年②中所受的扰乱。永久快乐或永久苦恼的远景破坏了心灵的平衡;到中世纪末期为止,在这个千斤重担的压迫之下,人心好比一具机件损坏的天平,乱蹦乱跳,一忽儿跳得极高,一忽儿掉得极低,永远趋于极端。文艺复兴的时期,被压迫的天性振作起来,重新占着优势,但旧势力还站在面前想把天性压下去:古老的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不但拥有原来的或经过革新的传统与制度,并且还有这些主义在痛苦的心中和紧张过度的幻想中所散布的持久的骚乱。便是今日,这个冲突依旧存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周围,关于天性和人生就有两种教训,两种观念,两者不断的摩擦使我们感觉到年轻的世界原来多么自在,多么和谐;在那个世界上,天生的本能是直线发展的,丝毫不受损害,宗教只帮助本能生长而并不加以抑制。
   一方面,我们的宗教教育把杂乱无章的情感加在我们自发的倾向上面;另一方面,世俗的教育用一些煞费经营的外来观念在我们精神上筑起一座迷宫。开始最早而最有力量的教育是语言,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希腊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现代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是上话,原来是美丽的方言,如今只剩下一些面目全非的残迹。长时期的衰落已经使它变质,再加外来语的输入和混合更使它混乱,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剩瓦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成的屋子。的确,我们是用破碎的拉丁砖瓦,用另外一种布局安排起来,再用路上的石子和粗糙的石灰屑,造成我们的屋子,先是哥特式的宫堡,此刻是现代的住屋。固然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语言中能够存活,因为已经习惯了;可是希腊人的思想在他们的语言中活动起来不知要方使多少!比 较带一些概括性的名词,我们不能立刻领会;那些名词不能一见便明,显不出根源,也显不出所假借的生动的事实。从前的人不用费力,单单由于类似关系而懂得的名词,例如性别,种类,文法,计算,经济,法律,思想,概念等等,现在都需要解释。即使德文中这一类的缺陷比较少,仍旧没有线索可寻。所有我门的哲学和科学的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运用恰当,非懂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往往运用不当。这个专门的词汇有许多术语混进日常的谈话和文字的写作;所以我们现在的说话和思索,所依据的是笨重而难以操纵的字眼。我们把词汇现成的拿来,照原来搭配好的格式拿来,凭着习惯说出去,不知道轻重,也分不出细微的差别;我们心中的意思只能表达一个大概。作家要花到十五年功夫才学会写作,不是说写出有才气的文章,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写得清楚,连贯,恰当,精密。他必须把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字和各种辞藻加以钻研,消化,注意它们的来源,血统,关系,然后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思想用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重新建造。如果不做过这番功夫而对于权利,责任,美,国家,一切人类重大的利益发表议论,就要暗中摸索,摇晃不定,陷入浮夸空泛的字句,响亮的滥调,抽象而死板的公式。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看报纸和通俗演说家的讲话;在一般聪明而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工人身上尤其显著:他们不能控制字眼,因之也不能控制思想;他们讲着一种高深而不自然的语言,对他们是一种麻烦,扰乱他们的头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把语言一点一滴的滤过。这是一个极大的不方便,为希腊人所没有的。他们的形象的语言和纯粹思考的语言,平民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并无距离,后者只是前者的继续;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没有一个字不能为刚从练身场上修业完毕的青年人理解;提摩斯西尼斯的演说没有一句不能和雅典的铁匠或农民的头脑一拍即合。你们不妨挑一篇彼德或米拉菩的演讲,爱迭孙或尼高尔①的短文,试译为纯粹的希腊文;你们势必要把原文重新思索,更动次序:对于同样的内容,你们不能不寻找更接近实际事物与具体经验的字眼。①真理与谬误,在强烈的光照耀之下格外显著;以前你们认为自然和明白的东西,现在会显得做作和暗晦。经过一番对照,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方面,作品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得超过一切限度。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制造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一开始就得到太多的东西,把头脑装得大满。才脱离粗暴的野蛮伏态,在中古时代晨光初动的时候,还在咿哑学语的幼稚的头脑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以前的宗教文学时代的残余,头绪纷繁的拜占庭神学的残余,还有亚理斯多德的知识总汇,原来就范围广博,内容奥妙,还要被阿拉伯的笺注家弄得更繁琐晦涩。从文艺复兴起,经过整理的古文化又有一批概念加在我们的概念之上,有时彻乱我们的思想。不问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精神与语言方面使我们变做拉丁人和希腊人,象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学者那样:拿它的戏剧体裁和文字风格给我们做范本,象十七世纪那样;拿它的格言与政治思想来暗示我们,例如卢梭的时代和大革命的时代。已经扩大的小溪还有无数的支流使它更扩大:实验科学和新发明日益加多,在五六个大国中同时发展的现代文明各各有所贡献。一百年以来又加上许多别的东西:现代语言 和现代文学的知识开始传布了,东方的与古老的文明发现了,史学的惊人的进步使多少种族多少世纪的风俗人情在我们面前复活过来。原来的细流变成大河,驳杂的程度也一样可观。这都是一个现代人的头脑需要吸收的,真要象歌德那样的天才,耐性和长寿,才能勉强应付。——可是在江河的发源地,水流要细小得多,明净得多。在希腊史上最美好的时代,“青年学的是识字,写字,计算,①弹六弦琴,搏斗和其他练身体的运动。”②“世家大族的子弟”,教育也不过如此。只加上音乐教师教他唱几支宗教的与民族的颂歌,背几段荷马,希西俄德和别的抒情诗人的作品,出征时唱的战歌以及在饭桌上唱的哈摩提阿斯歌。年纪大一些,他在广场上听演说家们演讲,颁布法令,引用法律条文。在苏格拉底时代,青年人要是好奇的话,会去听哲入学派的舌战。和议论,也会想法找一本阿那克萨哥拉斯和“埃利亚的齐诺”的书来看;③有些青年还对几何学感到兴趣。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教育完全以体育与音乐为主,在练身之余花在留心哲学讨论上的一小部分时间,决不能和我们十五年二十年的古典研究与专门研究相比,正如他们二三十卷写在草纸④上的手稿不能和我们藏书三百万册的图书馆相比。——所有这些对立的情形,归结起来只是一种全新的不假思索的文化,和一种煞费经营而混杂的文化的对立。希腊人方法少,工具少,制造工业的器械少,社会的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输入的观念少;遗产和行李比较单薄,更容易掌握;发育是一直线的,一个系统的,精神上没有骚乱,没有不调和的成分;因此机能的活动更自由,人生观更健全,心灵与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劳,改头换面的变化,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就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中间。



  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倘使我们观察现代人的心灵,就会发觉感情与机能的变质,混乱,病态,可以说患了肥胖症,而现代人的艺术便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复制品。——中世纪的人精神生活过分发展,一味追求奇妙与温柔的梦境,沉湎于痛苦之中,厌恶肉体,兴奋过度的幻想和感觉竟会看到天使的幻影,专心一意的膜拜神灵。你们都知道《仿效基督》与《圣芳济的小花》中的境界,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境界,你们也知道骑士生活和爱情法庭①包含多少微妙的心理和多么疯狂的感情。因此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物都是丑的,或是不好看的,往往比例不称,不能存活,几乎老是瘦弱细小,为了向往来世而苦闷,一动不动的在那里期待,或者神思恍惚,带着温柔抑郁的修院气息或是出神入定的光辉;人不是太单薄就是精神太兴奋,不宜于活在世界上,并且已经把生命许给天国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处境普遍有所改善,重新发见了古代而且有所了解,由此得到的榜样使人的情神获得解放,看着自己伟大的发明感到骄做,开始活跃:在这种情形之下,异教的思想感情和异教的艺术重新有了生机。但中世纪的制度和仪式继续存在:在意大利与法兰德斯的最优秀的作品中,人物与题材的抵触非常刺目:殉道的圣徒好象是从古代的练身场中出来的,基督不是变做威风凛凛的邱比特,便是变做神态安定的阿波罗,圣母足以挑引俗世的爱情,天使同小爱神一般妩媚,有些玛特兰纳竟是过于娇艳的神话中的女妖,有些圣·赛巴斯蒂安竟是过于放肆的赫刺克勒斯:总之,那些男女圣看在苦修与受难的刑具中间保持强壮的身体,鲜艳的皮色,英俊的姿势,大可在古代的欢乐的赛会中充当捧祭品的少女,体格完美的运动员。——到了今日,塞得满满的头脑,种类繁多而互相矛盾的主义,过度的脑力活动,闭门不出的习惯,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各大京城的狂热的刺激,都使神经过于紧张,过分追求强烈与新鲜的感觉,把潜伏的忧郁,渺茫的欲望,无穷的贪心,尽量发展。过去的人只是一种高等动物,能在养活他的土地之上和照耀他的阳光之下活动,思索,就很高兴:他要能永远保持这个状态也许更好。但现在的人有了其大无比的头脑,无边无际的灵魂,四肢变为赘疣,感官成为仆役,野心与好奇心贪得无厌,永远在搜索,征服,内心的震动或爆炸扰乱身体的组织,破坏肉体的支持:他往四面八方漫游,直到现实世界的边缘和幻想世界的深处:人类的家业与成绩的巨大,有时使他沉醉,有时使他丧气;他拼命追求不可能的事,或者对本行本业灰心失意:不是扑向一个激动,痛苦,阔大无边的梦,象贝多芬,海涅,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便是受着社会牢笼的拘囚,为了一种专业与偏执狂而钻牛角尖,象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人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当然觉得造型艺术不够了;他在人像上感到兴趣的不是四肢,不是躯干,不是全副生动的骨骼;而是富于表情的脸,变化多端的相貌,用手势表达的看得见的心灵,在外表和形体上还在波动和泛滥的无形的思想或情欲。倘若他还喜欢结构美好的形体,只是由于教育由于受过长期的训练,靠鉴赏家的那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趣味。他凭着方面众多,包罗世界的学识,能关心所有的艺术形式,所有过去的时代,上下三等的人生,能欣赏外国风格和古代风格,田园生活,平民生活,野蛮生活的场面,异国的和远方的风景:只要是引起好奇心的东西,不论是历史文献,是激动感情的题目,是增加知识的材料,他都感到兴趣。象这种饱食过度,精力分散的人,必然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色彩,面貌,风景,都有新鲜的效果,声调口吻必须使他骚动,给他刺激或者给他娱乐,总之要求一种成为习气的,有意做作的与过火的风格。
   相反,希腊人的思想感情单纯,所以趣味也单纯。以他们的剧本为例:绝对没有象莎士比亚的那种心情复杂,深不可测的人物:没有组织精密,结局巧妙的情节:没有出其不意的局面。戏的内容不过是一个英雄的传说,大家从小就听熟的,事情的经过与结局也预先知道。情节用两句话就能包括。阿查克斯一阵迷糊,把田里的牲口当作敌人杀死:他对自己的疯狂羞恨交加,怨叹了一阵,自杀了。菲罗克提提斯受着伤,被人遗弃在一个岛上:有人来找他,讨他的箭:他先是生气,拒绝,结果听从赫刺克勒斯的吩咐,让步了。①梅南特的喜剧,我们只有在忒仑斯②的仿作中见识过,内容竟可以说一无所有;罗马人直要把他的两个剧本合起来才能编成一出戏,即使内容最丰富的剧本也不超过我们现代喜剧的一景。你们不妨念一下柏拉图的《共和国》的开头,西奥克利培斯的《西拉叩斯女人》,最后一个阿提卡作家吕西安的《对话录》,或者塞诺封的《经济学》和《居鲁士》;没有一点儿铺张,一切很单纯,不过写一些日常小景,全部妙处只在于潇洒自然;既不高声大气,也没有锋芒毕露的警句;你看了仅仅为之微笑,可是心中的愉快仿佛面对一朵田里的野花或者一条明净的小溪。人物或起或坐,时而相视,时而谈些普通的事,和庞贝依壁画上的小型人像一样悠闲。我们的味觉早已迟钝,麻木,喝惯烈酒,开头几乎要认为希腊的饮料淡而无味;但是尝过几个月,我们就只愿意喝这种新鲜纯净的清水,而觉得别的文学都是辣椒,红焖肉,或者竟是有毒的了。
   现在到他们的艺术中去观察这个倾向,尤其在我们所研究的雕塑中观察。靠着这种气质,他们的雕塑达到尽善尽美之境而真正成为他们的民族艺术;因为没有一种艺术比雕塑更需要单纯的气质,情感和趣味的了。一座雕像是一大块云石或青铜,大型的雕像往往单独放在一个座子上,既不能有太猛烈的手势,也不能有太激动的表情,象绘画所容许,浮雕所容忍的那样,否则就要显得做作,追求效果,有流于贝尼尼作风①的危险。此外,雕像是结实的东西,胸部与四肢都有重量;观众可以在四周打转,感觉到它是一大块物质,并且雕像多半是裸体或差不多是裸体;所以雕塑家必须使雕像的躯干与四肢显得和头部同样重要,必须对肉体生活象对精神生活一样爱好。——希腊文化是唯一能做到这两个条件的文化。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形式的时候,人对肉体是感到兴趣的,精神还不曾以肉体为附属品,推到后面去,肉体有其本身的价值。观众对肉体的各个部分同等重 视,不间高雅与否:他们看重呼吸宽畅的胸部,灵活而强壮的脖子,在脊骨四周或是凹陷或是隆起的肌部,投掷铁饼的胳膊。使全身向前冲刺或跳跃的脚和腿。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一个青年批评他的对手身体强直,头颈细长。阿里斯托芬告诉年轻人,只要听他的指导,一定会康强健美:“你将来能胸部饱满,皮肤白皙,肩膀宽阔,大腿粗壮……在练身场上成为体格俊美,生气勃勃的青年;你可以到阿卡台米去,同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安分的朋友在神圣的橄榄树①下散步,头上戴着芦花织成的花冠,身上染着上在菩和正在抽芽的白杨的香味,悠闲自在的欣赏美丽的春光,听枫杨树在榆树旁边喁喁细语。”这种完美的体格是一匹骏马的体格,这种乐趣也是骏马的乐趣;而柏拉图在作品中也曾把青年人比做献给神明的战马,特意放在草场上听他们随意游荡,看他们是否单凭本性就能找到智慧与道德。这样的人看到象巴德农上的“西修斯”和卢浮美术馆中的“阿喀琉斯”一类的身体,毋须经过学习,就能领会和欣赏。躯干在骨盘中伸缩自如的位置,四肢的灵活的配合,脚踝上刻划分明的曲线,发亮而结实的皮肤之下的鲜剥活跳的肌肉,他们都能体验到美,好比一个爱打猎的英国绅士赏识自己狗马的血统,骨骼和特长。他们看到裸体毫不奇怪。贞洁的观念还没有变做大惊小怪的羞耻心;在他们身上,心灵并不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高踞在孤零零的宝座之上,贬斥用途不甚高雅的器官,打入冷宫;心灵不以那些器官为羞,并不加以隐藏;想到的时候既不脸红,也不微笑。那些器官的名字既不猥亵,也没有挑拨的作用,也不是科学上的术语,荷马提到那些器官的口吻同提到身体别个部分的口吻毫无分别。它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只引起快乐的观念,不象在拉伯雷笔下有淫猥的意味。这个观念并不成为猥亵文学的一部分,使古板的人不敢正视,使文雅的人掩鼻而过。它经常出现,不是在戏剧中,在舞台上,便是在敬神的赛会中间,当着长官们的面,一群年轻姑娘捧着生殖器的象征游行,甚至还被人当作神明呢。①一切巨大的自然力量在希腊都是神圣的,那时心灵与肉体还没有分离。
   所以整个身体毫无遮蔽的放在座子上,陈列在大众眼前,受到欣赏,赞美,决没有人为之骇怪。这个肉体对观众有什么作用呢?雕像灌输给观众的是什么思想呢?对于我们,这个思想几乎没有内容可言,因为它属于另一时代,属于人类精神的另一阶段。头部没有特殊的意义,不象我们的头包含无数细微的思想,骚动的情绪,杂乱的感情:脸孔不凹陷,不秀气,也不激动;脸上没有多少线条,几乎没有表情,永远处于静止状态;就因为此,才适合于雕像;我们今日所看到的,所制作的,脸部的重要都超出了应有的比例,掩盖了别的部分:我们会不注意躯干与四肢,或者想把它们穿上衣服。相反,在希腊的雕像上,头部不比躯干或四肢引起更多的注意:头部的线条与布局只是继续别的线条别的布局,脸上没有沉思默想的样子,而是安静平和差不多没有光彩;绝对没有超出肉体生活和现世生活的习惯,欲望,野心:全身的姿势和整个的动作都是如此。倘若人物做着一个有力的动作,象罗马的《掷铁饼的人》,卢浮的《战斗者》,或者庞贝依的《福纳的舞蹈》那末纯粹肉体的作用也把他所有的欲望与思想消耗完了;只要铁饼掷得好,攻击得好或招架得好,只要跳舞跳得活泼。节奏分明,他就感到满足;他的心思不放到动作以外去。但人物多半姿态安静,一事不做,一言不发;他没有深沉或贪婪的目光表现他全神贯注在某一点上;他在休息,全身松弛,绝无疲劳状态;有时站着,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为着力,有时身体微侧,有时半坐半睡;或者才奔跑完毕,象那个《拉西第蒙的少女》,①或者手里拿着一个花冠,象那个《花神》;他的动作往往无关重要;一他转的念头非常渺茫,在我们看来竟是一无所思,因此直到今天,提出了十来个假定,还是无法肯定《弥罗的维纳斯》②究竟在做什么。他活着,光是这一点对于他就够了,对于古代的观众也够了。伯里克理斯柏柏拉图时代的人,用不到强烈和意外的效果去刺激他们迟钝的注意力,或者煽动他们骚扰不安的感觉。一个壮健的身体,能做一切威武的和练身场上的动作,一个血统优秀,发育完美的男人或女人,一张暴露在阳光中的清明恬静的脸,由配合巧妙的线条构成的一片朴素自然的和谐:这就够了,用不着更生动的场面。他们所要欣赏的是和器官与处境完全配合的人,在肉体所许可的范围以内完美无缺;他们不要求别的,也不要求更多;否则他们就觉得过火,畸形或病态。——这是他们简单的文化使他们遵守的限度,我们的复杂的文化却使我们越出这个限度。他们在这个限度以内找到一种合适的艺术,塑像的艺术;我们是超越了这种艺术,今日不能不向他们去求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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