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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郭丹彤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摘 要: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按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成通过中间人的贸易;双边直接贸易;大规模的团体贸易和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的殖民活动等四个阶段。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殖民统治是其成为近东帝国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接下来的公元前三千年.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南部的统治,于是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在埃及和青铜文化早期二期的巴勒斯坦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一新型关系就是较为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

      关键词:埃及;巴勒斯坦:史前时期

      刊于《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递进的四个层次或阶段,即通过中介人的贸易;双边直接贸易;大规模的团体贸易和埃及对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实行的殖民化统治。

    埃及和巴勒斯坦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通过中介人的贸易,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650年之问。这一时间段限在巴勒斯坦正是拜尔一舍一哈苏尔 (Beer—Shea—Ghassua1)文化的最后阶段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埃及的三角洲地区则是玛阿底 (Maadi)文化的早期;在尼罗河谷地则恰恰处于巴达里 (Badari)文化向涅伽达文化 (Naqada)的过渡时期。

    在埃及三角洲南部的玛阿底,可供参考的考古文物十分有限,数量极少的巴勒斯坦进口商品几乎全部是在玛阿底文化晚期出现的。而一向作为研究这一时期两地关系有利证据的两地墓葬地下建筑风格上的相似性,由于其本身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而无法用以阐述两地之间的内在联系 与南部相反,在尼罗河三角洲北部的布拖(Buto),即使是在其文化的最早阶段.即布拖文化一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巴勒斯坦拜尔--舍--哈苏尔文化时期的陶器.其数量几乎占布拖整个文化时期巴勒斯坦陶器的30%,而那种带有白色条纹的V字型碗以及其它带有指压花纹的器物则是埃及人对巴勒斯坦陶器的仿制品。这一时期巴勒斯坦人工制品通过尼罗河三角洲还传播到尼罗河谷地的晚期巴达里文化和涅伽达文化。

    在巴勒斯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和象牙制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上层社会,巴勒斯坦南部的各酋长国从尼罗河谷地进口商品,但是数量十分有限。从埃及进口的物品主要是纯原料,如珍贵金属、半珍贵石料和石膏制品。一些考古学家把在巴勒斯坦南部出土的象牙制品和涅伽达的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些物品的原产地不是上埃及,而是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人们还发现了其它的人工制品,如石制调色板和哥拉特 (Gilat)权标头;当然它们都是巴勒斯坦地产,而非从埃及进口的。新石器时期,能够明确从埃及进口的少数物品中的一个应该是一种尼罗河贝壳。这种贝壳被视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化石。人们在众多巴勒斯坦遗址中如哈苏尔 (Ghassu1)、本一筛f-i(Ben--Shemen)、阿布 ·玛塔尔 (Abou·Matar)、浩瓦特一贝特(Horvat--Beter)、阿拉瓦第五期 (ArazV)、纳哈尔 ·密什玛尔 (Nahal·Mishmar)、什克密姆 (Shiqmim)、克拉特 (Gilat)和哥拉尔 (Grar),都发现了这种贝壳化石。因此与之相伴出土的石膏和光玉髓制品也同样是从埃及进口的。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路线除海路外,陆路应该是西奈半岛北部的沿海平原。在这条商路上,在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埃及陶器。这一时期,即布拖文化的初始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方式很有可能是“间接贸易”,即通过中间人或中间环节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布拖则是海路贸易中心。在那里,不但各种西亚商品有售,而且还有巴勒斯坦人定居于此。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公元前3900一公元前3650年间,在埃及三角洲诸如布拖的地方出现了一种通过巴勒斯坦中间人的类似于远程国际贸易的贸易形式。

    第二阶段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650年一公元前3400年,在埃及北部这一时期正是玛阿底文化晚期,青铜制品开始出现;在埃及南部则是涅伽达文化一期的晚期和涅伽达文化二期的早期向中埃及传播的时期。与三角洲地区贸易往来密切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公元前四千年中期正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向青铜早期的过渡时期。

    从玛阿底出土的巴勒斯坦制品种类众多,且数量很大,陶瓷制品是其代表,其中的带波浪花纹的带柄器皿首先传人三角洲地区,后传播到整个埃及。另外在赫里坡里斯(Heliopolis)发现的一些陶瓷制品也很有可能是从巴勒斯坦进VI的。巴勒斯坦制品在玛阿底的出现与埃及和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特别是与安 ·拜索尔 (’EnBesor)绿洲地区的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安 ·拜索尔也出土了大量的玛阿底文化时期的人工制品,一这些证据为我们重建公元前四千年古代近东年代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玛阿底文化时期青铜制品和炼铜技术的掌握,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它首次出现的时间,但它绝对是研究青铜时代早期一期的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贸易的重要切入点。在玛阿底发现了成堆的铜矿石、铜锭、铜斧头、铜钻、氧化了的铜块以及没有完成的铜制品。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埃及的玛阿底还是在约旦的瓦底 ·费南 (wadiFeinan),铜矿冶炼都十分普遍。通过对玛阿底铜制品金相检验的分析,发现纯原料铜来自于巴勒斯坦。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埃及的铜和炼铜技术是由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说埃及的铜制品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这一时期在玛阿底出土的其它巴勒斯坦商品还有陶罐.至于它们究竟承载了什么.不得而知,或许其中的一些装有橄榄油:外国木材。碗和石质纺锤也都是从巴勒斯坦进口的.但究竟是不是这一时期进口的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另外在玛阿底还出土了巴勒斯坦青铜早期一期文化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伽南刀·以及片状刮刀。这些器物或是埃及人利用巴勒斯坦的技术、工艺甚至原料自制出来的、或是出自定居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之手。从尼罗洱三角洲出VI到巴勒斯坦安 ·拜索尔的物品有陶瓷容器,尼罗河特产 (贝壳和钓鱼鱼钩),石质和金属制品 (箭头,汉穆拉比刀和金属钩)。埃及人日常生活用品在安 ·拜索尔也有所发现,这表明在巴勒斯坦南部地区有埃及人长久居住于此。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玛阿底和安 ·拜索尔似乎是巴勒斯坦和埃及双边贸易的商品集散地。从埃及方面来说,玛阿底技术和工艺的铜斧 (原料铜从巴勒斯坦进口)和松木条 (很可能也是从巴勒斯坦进口)从三角洲遍及到中埃及的玛特玛尔(Matmar)。从巴勒斯坦方面来看,在泰尔 ·艾拉尼 (Tel’Erani)、阿皂 (Azor)、匝塔 (Zeita)、尼匝尼姆 (Nizzanim)、陶尔一伊赫拜敕 (Taur--Ikhbeinch)以及拉赫什 (Lakhish)等遗址,埃及陶器都有所发现,另外埃及的石质制品在尧陶塔 (Yotuata)也有出土。

    这一时期两地之间的贸易被界定为 “双边贸易”。这种贸易类型的出现表明双方小规模的贸易商队已经形成。他们长期耳丰扎在对方的国家里,直接与所在国的商人进行贸易。在巴勒斯坦南部遗址安 ·拜索尔发现的地产埃及风格的陶瓷制品以及在玛阿底出土的来自当地巴勒斯坦手工作坊的人工制品,是双方之间小规模贸易团体存在在彼此地界的有利证据。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两地,人们都用已经被驯化的驴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海上贸易中则使用小船来运载货物。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时期有另外一种文化影响或渗透到了埃及三角洲地区,这就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三角洲和两河流域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通过叙利亚沿岸的贸易联系,但是由于证据不足,我们还无法断定两个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

   伴随着涅伽达文化对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扩张以及玛阿底文化的消失,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第三种贸易类型一一大规模团体贸易进而形成。涅伽达文化渗透到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同时,定居于此的埃及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这一时期,公元前3400年一315O年,正是埃及涅伽达文化二期的晚期向涅伽达文化三期的早期过渡时期;在巴勒斯坦则正处于青铜时代早期的一期。

   在这一阶段,从涅伽达文化影响下出现的三角洲东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巴勒斯坦青铜时代早期一期的陶器,与此同时埃及制造的各种物品也在巴勒斯坦南部遗址中出现。这些物品的时代均属于涅伽达文化二期的中晚期,如珠宝、调色板、陶器、带水波纹的刀。这一阶段两地之间的贸易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范围上都有所发展。巴勒斯坦商品不仅销往埃及三角洲地区,而且还越过该地区远销埃及南部,如巴勒斯坦的陶器容器进口到三角洲的闵沙特(Minshat)、泰尔 ·艾尔一阿斯瓦德 (TellelAswad)、布托、 中埃及的哥泽 (Gerzeh)、阿布一瑟 ·艾尔一密莱克 (Abu—sirel—Melek)、巴达里,同时也进口到上埃及的阿拜多斯、艾尔 ·阿玛拉、赫拉康坡里斯和涅伽达。一在阿拜多斯U型墓中在涅伽达文化三期早期地层中发掘出大约500只巴勒斯坦制造的葡萄酒罐,在第一王朝的王室坟墓里还出土了一些与巴勒斯坦青铜早期一期风格相近的陶罐。另一方面,在泰尔 ·艾拉尼、泰尔一阿斯瓦德、哈图威(HartUV)和泰尔 ·艾尔一法拉赫 (Tellcl—farah)的巴勒斯坦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埃及制造的物品。

   涅伽达文化的北进导致了三角洲地区玛阿底文化的消亡。然而玛阿底文化的消亡二并没有阻碍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贸易关系,巴勒斯坦人转而同埃及的涅伽达文化进行了直接的贸易。这一点从以下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在陶尔·伊赫拜敕出土的带有涅伽达二期船型图案的D型器皿以及属于涅伽达文化二期在噶匝 ((jaza)出土的鱼 凋色板,在巴勒斯坦南部发掘出的埃及风格的厨房用品和埃及人日常使的工具.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在巴勒斯坦的土著居民中散居着埃及人。这些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出现与涅伽达文化三期埃及在此地的行政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尼罗河河谷地区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用品,这就向我们暗示出在埃及没有久居或定居的巴勒斯坦人。这一时期两地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稳固,其中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埃及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 “贸易使团”是埃及对巴勒斯坦渗透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居于前一个阶段 “双边贸易”和后来的殖民化统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随着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埃及对巴勒斯坦领土和文化侵略为标志的埃及和巴勒斯坦关系的第四阶段也随之出现。在巴勒斯坦,埃及王室控制商业和贸易。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成为埃及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助燃物。在埃及,这个阶段覆盖了涅伽达文化三期的中后期 (零王朝时期),与巴勒斯坦的青铜文化早期的末期相对应 (约公元前3150年一公元前3000年)。

    从这一阶段开始,在闵沙特三期,泰尔 ·艾尔一阿什瓦德尔二期,泰尔 ·伊布拉赫姆 ·阿瓦德(TellIbrahimAwad)等三角洲遗址以及阿布一瑟 ·艾尔一密莱克,阿拜多斯二期,赫拉康坡里斯 (Hierakonpolis)等上埃及地区直至南方的努比亚和喀什图尔 (Qustu1)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陶器。这些遗址的分布表明巴勒斯坦产品沿尼罗河自北向南遍布埃及全境。这一时期,西奈半岛北部也处于涅伽达文化的辐射之内,而且很有可能是涅伽达对巴勒斯坦实行政治经济统治的前沿阵地。在西奈半岛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永久性的定居点,而在巴勒斯坦却到处留有埃及殖民化的痕迹。这一事实表明西奈半岛是当时埃及在陆路上进入巴勒斯坦的必经之地。在诸如艾尔一贝达(el—Beda)等西奈半岛的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埃及制造的陶制品。

    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青铜时代早期的晚期文化的许多村庄都有埃及人居住,其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就是安 ·拜索尔绿洲。在安 ·拜索尔存在一个或几个埃及人的定居点。其证据就是在这里第三考古层面上出土的陶器全部都是埃及制造的。与此同时,在此地还发现了刻有埃及文字的泥质印玺,这表明埃及在巴勒斯坦已经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安 ·拜索尔控制着巴勒斯坦南部的主要水源,并且所有往来于巴勒斯坦南部和埃及的贸易都将经过此地。驻扎于此的官员们对向埃及进口的巴勒斯坦商品进行检查,并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

    对陶制品岩相学的分析揭示出这一时期埃及在巴勒斯坦南部的扩张程度。在巴勒斯坦人们发现埃及的陶制品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定居于此的埃及人在当地制作出来的厨房用品,根据制作风格和技术上的差异,这类文物又可以分成完全埃及化的,使用埃及技术但却是巴勒斯坦风格的,以及巴勒斯坦和埃及混合风格的三小种;第二种是直接从埃及进EI的器皿.如带有波状花纹和手柄的圆柱型容器,其中的一些陶罐上还刻有零王朝国王的专用图案塞拉赫(Serekh),这些国王中包括纳尔迈一零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或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在安 ·拜索尔三期、泰尔 ·艾拉尼五期、泰尔哈里夫 (TelHalif)、泰尔 ·玛哈塔 (TelMahata)、泰尔 ·玛阿哈滋 (TelMaahaz)、拉法赫 (Rafah)和帕尔玛赫姆 (Palmahim)等遗址.都发现了这种 “塞拉赫”图案 ’一这些遗址全部位于埃及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南部平原和奈哥瓦 (Negcv)地区。另外在这个区域外的阿拉德四期 (AradⅣ)遗址中也发现了带有“塞拉赫”图案的器皿。在年代学的构建上.这些 “塞拉赫”图案的出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涅伽达文化时期埃及渗透巴勒斯坦南部的有利证据。其中的一些被刻写在陶罐上,而这些陶罐又是由定居于此的埃及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非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埃及人是由埃及国王直接派来的.代表国王管理当地事务的埃及政府官员。

    埃及人还把他们的建筑技术带到了巴勒斯坦。与巴勒斯坦人不同,埃及人的建筑材料不是石块,而是各种类型的砖,因此安 ·拜索尔、泰尔 ·哈里夫和阿什克伦 (Ashkelon)等遗址的砖质建筑都是埃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泰尔一里什坡 (Tell—Rishpon)、玛阿尔 (Ma,ar)、泰里寇 (Tericho)、亚勿尼一亚姆 (Yavne—Yam)和哥泽 (Gezer)等遗址,其它埃及人工制品,如调色板、陶器、石质工具、雕刻品也有所发现,表明这些地区也在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零王朝时期埃及对巴勒斯坦南部的殖民化统治是埃及文化对此地区长期渗透的结果,也是涅伽达文化扩张的最后阶段。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时期埃及的东北边界应该在巴勒斯坦的西南部。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使埃及得以控制西奈半岛的矿产资源。这一时期埃及对巴勒斯媚南部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与乌鲁克在两河流域的扩张相比较。乌鲁克和涅伽达的扩张直接导致了两河流域和埃及国家的出现。G·阿噶滋(Algaze)特别强调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河地区经济文化以及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埃及的例子则向我们展示了正在兴起的统治阶级对外国奢侈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大,进而使他们产生对生产这些奢侈品的地方进行永久性占领的欲望,这种欲望又促使他们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实质性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外扩张渗透过程中,埃及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这就为埃及国内的统一打下了思想基础。零王朝时期王权的产生是埃及历史时期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新生的国王们通过对外扩张从而达到了统一埃及的目的。所以这一时期埃及对巴勒斯坦南部进行殖民化统治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政治上,而经济则只能处于第二位。

    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从中间人贸易,到双边直接贸易,再到埃及人长期定居于巴勒斯坦南部,并对其实行殖民化统治是一个渐进过程。到公元前四千年末的王朝时期,这个地区完全落人埃及人之手。最近的考古发掘显示出埃及作为近东地区的一个帝国,它的存在完全依靠其对外扩张。然而在接下来的公元前三千年,这个现象并没有延续下来。在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位国王阿哈 (约公元前3000年)统治的末期,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南部的统治,于是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在埃及和青铜文化早期二期的巴勒斯坦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一新型关系就是较为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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