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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

在中国史学史上,“正史”与“野史”是两个常常被人们提到的名词,但由于它们的意义颇为含混,并且不断变化,很少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正史”与“野史”的问题关系到了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
顾名思义,“正”即正统的、官方的;“野”即非正统的、民间的。因此,有不少学者将“正史”与“野史”与作者的身份等同起来,以官方所修之史为“正史”,以私人所修之史为“野史”,当代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就说:“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明清野史笔记概述》,载《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我们以为,“正史”与官史、“野史”与私史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却不能等同起来,其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官史与私史的分异,比“正史”与“野史”两个概念的出现要早得多;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官史与私史的分异,也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断变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史学便已发生。《礼记•玉藻》谓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汉书•艺文志》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言,主要是诰誓之类的官方文件,属于史料的范畴;事,即后世一般人所称的史书。《礼记•玉藻》和《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左史与右史的分工,是史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情况,左史与右史所记的言与事,都属于官史的范畴。除了“王者”以外,一般的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在甲骨文中,有所谓“家谱刻辞”,记载了名“吹”的贵族十一代的世系(参见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第49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这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带有史书性质的东西了。1976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周原宫庙遗址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西周青铜器,其中《墙盘》铭文达二百八十二字,首叙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重要史事,次叙作者高祖自“甲微”归顺周武王至作者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参见徐中舒先生《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在许多商周青铜器中,都或多或少地记述了当时的一些重要史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历史文献。此外,自西周以来,贵族在宴饮、祭祀时常常要吟咏诗歌,这些诗歌后来被编辑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诗》。在《诗》中,有相当多的诗篇如《雅》、《颂》的一些篇章,都追述了先代的历史,属于史诗的范畴。
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和《诗》中的史诗,都只是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基本上没有反映出作者的历史观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算得上是“史学著作”的,就是春秋鲁国国史《春秋》。
春秋时期,各国之官史通名曰“《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晋之《春秋》等等,有些诸侯国史亦有专称,如晋之国史又曰《乘》、楚之国史曰《梼杌》。这些史书,都出于官方修纂,并且都有一定的编纂体例和叙事规则,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春秋》书法”。“《春秋》书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通过特定的文字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春秋》宣公二年记:“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史载因晋灵公不君,大臣赵盾屡谏不听,并多次寻机刺杀赵盾,皆未果,后来反而被赵盾之弟赵穿(赵穿与赵盾的关系,史书所载互有歧异,《史记•晋世家》谓为赵盾之昆弟,此从之)所杀。赵盾因避晋灵公之害而逃亡,尚未出晋境,即被赵穿迎回。《左传》记载说:“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即赵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又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史载齐大臣崔杼取齐棠公之遗孀,貌美,齐庄公多次到崔家与之通奸,并将崔杼之冠赐人,结果被崔杼杀死。于是“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宣公二年)这两段著名的故事中,史官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所谓“弑”,根据“《春秋》书法”,即以下犯上,如臣杀君、子杀父等皆是。同时,在《春秋》中,“弑”的不同用法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如《公羊传》文公十八年:“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公十八年:“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此外,在叙事的详略、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和历史观念。
春秋以前,官史与私史的界限并不象后世那样明显。因为,在春秋以前的宗法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既是政治性的,又是血缘性的。《左传》桓公二年云:“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以血缘关系而言,国、家、室为亲属组织;以政治关系而言,则国、家、室皆为封建制度下的政权机构,因此诸侯之国史与大夫之家史就其家族而言为家族之私史,但对于社会而言,这些家族实际上就是一级政权组织,因此又都有官史的性质。至于如《春秋》等列国史官所修之史,则完全是官史,它们多深藏官府,除国君及大臣而外,一般人难以寓目。《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方得“观书于太史氏”,见其所藏之“《易象》与《鲁春秋》”。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世官世禄制解体,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这大大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史学的进步。原来深藏于官府的官史散落民间,因此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史书,孔子即曾以鲁国之《春秋》作为授徒的课本(参见徐中舒先生《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另见《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还有一些学者对春秋各国的官史进行过整理,并重新编订,《左传》便是其中最著名者。司马迁谓战国时“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所谓“言黄帝”之百家,大概都是当时学者纂修的历史著作。到了这时,才有了真正的私史。
官修史书,它所反映的史学观念一般是代表统治阶级立场的,因而常常被认为是正统的。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以《春秋》而论,“《春秋》书法”所反映的是一种封建的等级观念,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各国官方和社会所公认的正统观念,但又并非官方意志的绝对体现,如前述晋国太史董狐、齐国太史和南史都能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他们的行动,与当时晋、齐两国的官方意志是有所不同的;同时,董狐等人的精神是超越时代的,它不仅受到了《左传》的作者崇敬,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也是史学“正统”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与官史,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又完全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
在中国史学史上,“正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记述的王朝在统绪上的正统,二是史学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的正统。
关于王朝统绪上的正统观念,最早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战国以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夏、商、周皆一脉相承,虽然春秋时期王道微缺,但周王仍然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到了战国时代,周王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丧失了,公元前334年,魏、齐徐州相王,其后各国相继称王,并开始了兼并战争。孟子曾有感于当时的形势,谓天下将“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由谁来统一天下?这就产生了正统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不过“正统”的问题却给秦始皇带来了深深的困挠。秦人本起西戎,文化较之东方各国相对要落后一些,直至战国时秦国人还保留了一些为东方人所蔑视的习惯,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不少东方人看来是“以夷乱夏”。《史记•六国年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焚毁东方各国史书的目的就在于抹去人们对秦人历史的记忆,以维护秦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同时,秦始皇用战国邹衍终始五德之说,从理论上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史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以秦为“水德”,并代周之“火德”,就是为了说明秦王朝在统绪上的正统性。此后,王朝的“正统”问题一直为统治者和史学家们所关注,特别是当几个政权并立时史书当以何为正统就了一个史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此,饶宗颐先生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详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不赘。
关于历史观念的正统,与前者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学创作和存在的主要价值,并非在其记录的史实上,而在于它们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它们通常被人们视为一种通过“故事”来表达一定社会和一定社会群体行为规范的作品,其在伦理学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在史学上的价值,此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华书局影印本,1964年)。以什么作为褒贬的标准?也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四库全书总目》谓为《春秋》,这正触及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历史观念中“正统”问题的核心。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了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成为了学术的主流,它几乎囊括了古代社会的一切科学,如哲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天文学、农学、工程技术等等。自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中思想和学术的主流,虽然经学本身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人们仍然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根据自己对经学的认识和诠释,并将其作为史学创作的指南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朝代更替、社会变化等进行分析和价值评判的标准。被列为儒家经典的《春秋》以其完善的体例、特别是“《春秋》书法”所蕴含的历史观念及其示范意义,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述正统史学发展的渊源时说:“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春秋》是否如刘氏之说为孔子所作,但《春秋》可以“明将来之法”,的确说明了正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除《春秋》以外,儒家最主要的经典《易》、《书》、《诗》、《礼》不仅本身就记述了先秦的一些历史事件,同时,经过后世儒者的诠释,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们虽然不如《春秋》对后世史学那么直接和全面的影响,但对于史学家的思想同样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
“六经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实际上谈的就是经与史的关系问题。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传习录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明末思想家李贽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焚书•读史•经史相为表里》,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口号,并用大量文字讨论了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仓修良新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对此,周予同先生曾分析道:在章氏看来,“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其中有‘史意’存在,‘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至于章氏《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中所提到的“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虽和史学有关,但不具‘史意’,不足以‘经世’,只能称为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而不得称为‘史学’”(《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周先生的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无论是王阳明还是章学诚,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历史与经学在“道”上的一致即史学观念的一致,只有与六经同“道”的,才是正统史家所承认的“史”,而与“六经”不同“道”或所言未及于“道”者,则为“秽史”。
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的变化,六经的“道”和“史意”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因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主流思想,人们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的认识自然也是不同的。与之相应,史学上的“正统”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有不同利益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对“经义”进行阐释,因此,人们对“正统”的史学精神的认识是不同的。谁来认定“正统”的史学精神?一般情况下总是由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来认定的,只有基于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正统”才能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之“正史”凡二十四种,均为皇帝“钦定”,“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史学地位的影响上。如前所述,经学的正式成立,在西汉以后,而史学在此之前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汉代以后经学成为了学术的主流,原本独立的史学,变成了经学的附庸。即使是原本纯粹是史学著作的《春秋》,也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周予同先生说:“(《春秋》)不仅含有客观的时间、空间、人事历史的三大要素,而且无可否认的还含有史家的主观的史观。但是不幸得很,这部残缺的初期的历史竟被西汉的腐儒硬拥上经部的宝座。从这以后,史学家虽也曾继续地挣扎着,图谋史学的独立;虽也曾创立什么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诸体,扩大史学的领土;但终于受了中国社会本质的限制,不是低头于学术上的权威的经典,就是屈膝于实际政治上的权威。”(《治经与治史》,《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数量上看,《汉书•艺文志》仅著录史学著作六种,附著于“六艺”的《春秋》家。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古文说偏注诸经,混淆汉学家法,经学为之一变,清末学者皮锡瑞云:“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汉学的衰微表现在其学术上一统地位的削弱,这给历史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为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中华书局,1958年)胡氏已经看到了史学地位的消长与经学的盛衰是密切相关的。
东汉以后经学地位的变化,特别是三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不断更替,一些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史学,因而史学著作的数量大增。西晋初,荀勖、张华编《中经新薄》,将天下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梁普通四年,阮孝绪纂《七录》,其《序》云:“刘(歆)、王(俭,刘宋时纂有《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和《七志》)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中国目录学上“四部分类法”的产生,说明历史学已从经学中分离了出来,逐渐恢复了它在学术上的独立地位。阮孝绪之《七录》“记传录”分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等。唐初所编之《隋书•经籍志》则将史部书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正史”之名。
《七录》之“国史”即是《隋书•经籍志》的“正史”。自《隋书•经籍志》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传统的史志目录大都设有“正史”一类,列入其中者,一般应具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叙述的对象必须是“正统王朝”的历史;二是撰著者的思想观点必须是“正统”的;三是体例应该是纪传体史书。前二点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至于体例的问题,刘知几曾分析过纪传体的优点:“《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史通》卷二《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由于纪传体史书可以较为全面地叙述历史因革、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适合纂修一代之全史,并且“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史类总论》,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谓“正史体尊”。
与“正史”不同的是,在传统的史志目录中,“野史”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类别,它只是民间(甚至包括官方)的一种习语(在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史部”有“野史”一类,但高氏本系一介武夫,其分类方法每每别出心裁,且其列为“野史”者,皆小说之类。清代学者周中孚批评该书说:“……然以道学编入经志,以传奇为外史、琐语为小史,俱编入史志,可乎?”[《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93年])。
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有很大的不同,其分类原则是很不确定的。对于历史著作,既可以根据体裁进行分类,如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也可以根据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如地理、时令、职官、政书、史评、目录等;也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进行分类,如史抄。除上述几种外,人们也根据自己的立场来对史学著作作出价值判断(包括思想的和学术的)并将其归入单独的类别,如“国史”、“正史”、“伪史”、“霸史”、“载记”、“别史”、“杂史”等。
《七录》之“伪史”,即《隋书•经籍志》之“霸史”。《隋书•经籍志》云:“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些“假名窃号”之国的记录,就是《七录》之“伪史”和《隋书•经籍志》之“霸史”。清代官修之《四库全书总目》则改称为“载记”,并述其理由说:“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緜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纪》、《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然外方私记,不过附存以声罪示诛,足昭名分。固无庸为此数卷别区门目焉。”四库馆臣所谓的“载记”,都是指后世人所撰正统国家之外的历史,而“伪朝”人或站在“伪朝”的立场上所撰的“伪朝史”才是真正的“伪史”。文中所提到的《越史略》,乃为安南(今越南)之通史,《四库全书总目》说:“安南自宋以后,世共职贡,乃敢乘前代失驭之际,辄窃号国中,至著之简策,以妄自夸大,实悖谬不足采。”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所谓的“真伪史”,只此一种,收录的原因乃是为了“以著其罪,且以补《宋》、《元》二史《外国传》之所未备焉”。至于记述明朝边事者、明末清初之李自成、张献忠事迹者、清兵入关之事者以及南明历史者,数量十分巨大,但《四库全书总目》根本就不予著录,原因是这些书都是清朝政府严加禁毁的图书,当然不会提及,而这些书在清朝的官方文件里,都统称为“野史”,这在《清实录》等书中有很多的记载,例如《明季南略》一书,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两江总督的奏文中称:该书“内纪福王僭位四、五两月事实,查系野史,应请禁毁。”(雷梦辰编《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第6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杂史”,《隋书•经籍志》云:“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忘。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四库全书总目》之意基本相同,谓杂史为“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可见,“杂史”与“正史”的区别,主要在于“真实性”与“完整性”上,而真实性又往往同立场、观点有关。《四库全书》另有“别史”一类,乃依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
“野史”,或称“稗史”、“稗官”,《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稗官既是小说的同义语,也是野史的同义语。野史、稗官与小说等,这就给人们一种信息:它或者是“体制不经”,或者是“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它一般不具有思想上的教化作用,可能还是“异端诐说”、甚至“诋譭朝廷”,与“义与经配”的“正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从今日所知最早名为“野史”的唐代《大和野史》起(参见缪钺、胡昭曦先生《〈中国野史集成〉序言》,巴蜀书社,1993年),历代对“野史”的认识和界定都是非常宽泛的。就其内容而言,除去如《株林野史》之类的小说外,记述掌故、闻见的书可以称为“野史”(在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多次提到“野史”,包括以记述掌故和闻见为主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孔毅的《野史》等),私家纂修的胜国遗闻可以称为“野史”,宫闱秘史可以称为野史,前面提到的“诋毁本朝”和记述“伪朝”历史的更可称为“野史”。就其体裁而言,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日记、考证等等都有。就史料来源而言,“野史”既可以是亲身闻见,也可以是道听途说。大致而言,与“正史”相对的“野史”主要指中国传统目录学上归入“霸史”(或“伪史”、“载记”)、“杂史”、“杂传”等类别的历史著作,也包括一些四部分类法中归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的著作。
从表面上看,“正史”与“野史”是一个意义相对的概念,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历来被视作正统史学,然其多取资野史,《纬略》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几二百二十二家”。关于野史与正史的关系及对野史的评价,清初学者潘耒云:“国史之敝,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依据。然古之书苦少,今之书苦多。古之作史者,难于网罗;今之作史者,难于裁择。汉魏多纂言之书,纪事者盖寡。六朝以降,稗官盛行,大抵齐谐志怪之流,不侵史事。宋元人著书,始多及朝政,后人因采以作史,史称最劣。至明而无人不有劄记,其见存者,无虑千百家,专纪时事者,尚三四百种,可谓多矣。然体亦滋杂,类多荒诞不根,鄙俚舛错,可裨正史供采掇者,十不得一二。其病原于世之文士,速求名而好著书,不得之目见耳闻,影响传说,辄著于篇,取增卷帙,资谈论而已,乱事实而误正史,不暇计也。夫所为作野史者,正以身不当史官之职,惧贤人杰士,奇节异能之日就泯没,故及时书之,以待后之人。苟不详慎,且将以吾书之纰漏,而反疑所纪之人之事为虚,其害可胜道哉!善著书者则不然,必亲见其人,灼知其事,度非吾不能纪也,而后为书。必覆覈较量,无一言不核也,而后成书,斯其书可行于今,可据于后,即与国史相表里可也。”(《遂初堂文集》卷六《交山平寇本末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刻增修本,齐鲁书社,1997年)潘氏所述中国古代野史发展的脉络大致不差。据潘氏之意,野史可补正史之阙,然只有“覆覈校量”,“无一言不核”者,方可与国史相表里。潘氏之师、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尝纂《熹朝庙谅阴记事》、《三朝纪事阙文》、《圣朝记事》、《圣安纪事》等,虽其所据多为明朝邸报、政府文告,他自己也将其归入“正史”之列,但后人则视之为“野史”,这不但说明了“野史”与“正史”在史料来源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也说明了“野史”与“正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前已言之,史学之脱立经学而独立,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与“野史”的分异,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野史纂作之风最盛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频、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宋南渡前后,野史甚多,《三朝北盟会编》仅记宋徽宗、钦宗、高宗数十年间事,即采录野史二百馀种。明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屡生,党争迭起,至于明清鼎革,所造野史尤多,清初学者全祖望谓“明季野史凡千馀家”(《鲒埼亭集外篇》卷四十四《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书》,中华书局《四部丛刊》本,1929年)。顾炎武述其缘由云:“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徧于海内。”(《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华忱之校点,1959年)顾氏扬官修之实录而抑民间私修之野史虽不无可议,但谓野史之兴与明代社会风气变迁有关则颇有见地。正德之后,世人之敢言朝廷事而纂为野史,除了朝廷权威日蹇而外,也与思想的逐步开放有关(参见拙著《中国图书史》第七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至于明清易代,中原学者书清兵屠城之惨及亡国之痛、记南明之史寄故国之思者,更是这一时期“野史”大量创作的原因。
关于“野史”的地位和价值,历来人们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既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正统史观”等等,也有纯学术的问题。许多史学家都注意到了野史多出于作者的亲见亲闻,但又颇感其言多鄙俚,事多不经,司马迁谓记黄帝以来之“百家言”为“不雅驯”,大概便是就其内容太离奇、不可信而言。刘知几云:“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史通》卷十《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章学诚云:“史乘而有稗官小说,专门著述而有语录说部,辞章泛应而有猥滥文集,皆末流之弊也。其中岂无可取!然如披沙检金,贵于精审,否则沿流忘源,汩其性而不可入德矣。”(《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仓修良新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至于“野史”与“正史”的史料价值,傅斯年先生曾指出:“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史料论略》第二节《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史料论略及其他》第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7年),这可以说是对“正史”与“野史”相当客观的评价了。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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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一出生就已走向死亡。世上的一切都会再次归于虚无。 Bekamen doch die lügner alle Ein solches Schlob vor ihren Mund; Statt Hab,Verlelumdung, Schwarzer Galle, Bestünden Lieb\' und Bruderbund.

正史与野史可以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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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啊,野史比正史更能证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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