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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是宗教和神话,哲学脱胎于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世界各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并且,这三个民族的哲学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诞生的。本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H.Jaspers)把人类精神的这一突破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约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轴心时代在中国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其间产生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最早的哲学文献《奥义书》和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佛教典籍。希腊哲学的诞生和繁荣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虽然这三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宗教的背景,但它们与宗教联系的密切程度各不相同。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为紧密,它可以说是对宗教(婆罗门教、蓍那教和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致思辨和系统论证。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不紧密,它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产物。中国哲学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它对宗教的态度可以说是若即若离,无可无不可。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作比较。从表达思想的方式和风格来看,希腊哲学的方式最为思辨,充满着论辩、推理和证明等说理方式。印度哲学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说教,因明学是宣讲教义的工具。中国哲学较多地采用警句箴言、引证比喻,这些表达方式介于说理与说教之间。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称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但他又说:“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 [1]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希腊哲学的特质归结为两条:一是非宗教的精神,一是思辨精神。抓住这两条,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节 希腊哲学的非宗教精神

希腊神话世界观的特征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希腊人最初是以神话来理解和反映他们周围的世界的,他们构造的神话在各民族的神话中最为完整和系统。希腊神话所表现的世界观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自然力和社会活动的人格化。希腊神话表达的是自然神的多神崇拜观念: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以宙斯为主神,每一位神专司一种自然现象,比如,日、月、星、雷、河、海都有专司之神。后来又出现了执掌人类活动(如战争、畜牧、农业)和代表人类特征(如命运、正义、善,恶)的神(或由原有的自然神兼任)。这样,自然的运行和人的命运全部归之于神的主宰。
  第二,神人同形同性。奥林匹斯诸神与凡人有着相同的体态相貌、七情六欲;神以及神与人共同生下的英雄具有人的一切恶行:欺骗、虚荣、贪色、嫉妒、复仇、争斗。他们的个性十分强烈,行为受灼热而不可遏制的感情与意志支配。神随心所欲地支配着自然,诸神争斗的结局决定了社会进程和人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没有自身的秩序和规则,在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只是神的情欲和意志。
  第三,迷狂的宗教精神。希腊神话对神和英雄的激情和意志的无度的推崇,激发出迷狂亢进的宗教追求。崇拜酒神的奥尔弗斯(Orphous)教派突出地体现了希腊神话的黑暗面。按该教派教义,万物起源于黑夜女神,黑暗的混沌产生出代表爱欲神的生殖力的蛋,从中产生出万物。为了归复万物的亲缘力,奥尔弗斯教派通过黑夜中酗酒、颠狂的活动,追求脱离肉身、欲死欲仙的神秘体验。虽然奥尔弗斯教义只是希腊神话世界观的一部分,但据今人研究,它到公元前4世纪时已被运用于所有宗教仪式,奥尔弗斯教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鲜明地反映了神话世界观原始特征和非理性的迷狂精神。
  第四,生成演化的世界图式。希腊人从来没有“从无到有”的创世观念,神的意欲行为和自然的生成变化被不加区分地交织成一幅世界图式。早期的荷马神话用“命运”来概括神也不能逃脱的决定性。后期出现的赫西俄德的《神谱》以谱系形式,描述出世界生成的过程:首先生成的是卡俄斯(混沌),然后是地神该亚、冥神塔耳塔罗斯和爱神厄罗斯。接着,从卡俄斯中产生出明亮的厄瑞玻斯和夜神倪克斯,两者结合生出太空神埃忒耳(以太)和白昼神赫墨拉。该亚则生出覆盖她的星空神、山神和海神等。 [2] 希腊神话的世界生成图式对后来的希腊哲学的宇宙生成论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图式以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为基础,用人类的生殖力比拟自然的生成,它只是安排了自然物的时间次序,并没有表达自然界的内在联系、活动秩序和变化原因。
希腊神话自公元前 9世纪始已成体系,希腊人用它解释自然界和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指导宗教和道德活动。这个自满自足的世界观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直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第一批哲学家才开始寻找比神话世界观更为合理的自然观和道德原则。

希腊哲学的背景和环境

  希腊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思考。为什么人们不满足于神话世界观而开始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呢?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希腊半岛土地贫瘠而多山,随着人口繁衍,希腊人只能向海外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和岛屿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公元前 6世纪波斯自东向西入侵,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西渐,医学、历法、度量衡、算术、天文等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传到希腊地区。外来文化和自身积累的经验技术相结合,孕育出新思想的萌芽。
  希腊人是航海的民族,希腊人在从事海外殖民和贸易的航海活动中很容易发现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性。试想:茫茫大海上一叶扁舟,面对海天一色的空阔,观望星移斗转的天穹,这样的自然环境怎能不激发出对自然奥秘的遐想?一旦人们知道经验观察可以发现规律,并能作出正确的预测时,他们眼里的世界就不再是受外部力量任意支配、变化无迹可循的现象;人们开始有了变化的观念,有了秩序和原因的观念,并且认识到,秩序和原因就在运动变化的事物之中。

自然哲学的基本观念 

  早期哲学家思考的“自然”( physis )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总和的自然界,它的意义接近于现代西文中的“本性”(nature),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后来明确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 [3] “本原”(arche)是自然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它的本义是“太初”。希腊哲学家认为,最初存在的东西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因此,事物的最初状态或者是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或者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缘由。“本原”的这两层意思分别被译作“基质”(Urstoff--德文)和“原则”(principle)。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界相当于希腊人所说的“世界”或“宇宙”( cosmos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总和,更重要的是指这些事物的秩序。“本原”和“宇宙”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在于,宇宙是本原(最初状态)分化演变的产物,本原(基质或原则)是在宇宙内部起作用、并赋予宇宙万物特定的秩序的原因。自然哲学是对世界本原和宇宙整体的探讨。
  早期自然哲学界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后来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最高原则。什么是本原?这是一个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希腊哲学家普遍相信,最高原则是唯一的、永恒不变的,但又统摄着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因此,在对本原的探讨过程中,他们又提出了一与多、静与动、变化与永恒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虽然提出不同的本原学说和宇宙图式,但是,他们的观点都具有与神话世界观截然有别的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认为自然是非人格的本原。虽然有时自然被等同为神,但这不是神话里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而是统摄世界的最高抽象原则。并且,作为本原的自然是运动变化的自因,就是说,世界依其本性而变化,并不受外在的神的任意支配。出于本原的运动是有序的变化,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具有内在的必然原因。秩序和原因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被发现;即使那些认为本原只能为理性思辨所把握的哲学家,也承认感性经验的表象和验证作用。这种看待和研究世界的方式,与神话的虚构、传说和笃信的运行方式大相径庭。自然哲学家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的原因和秩序,这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他们不仅是最早的哲学家,也是第一批自然科学家。当今的科学如此昌明,科学精神如此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自然哲学。西方哲学绵延不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这个充盈的源头。

第二节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

 

诧异与思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4] 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对普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诧异,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他们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实用目的,而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满足。他们常常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据说,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斯只顾观察天象,没有注意脚下,跌入坑里。一个女奴嘲笑说,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身边的和地上的事情。柏拉图反其义而用之,说这句话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亚里士多德则对世俗的嘲笑加以反讽,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泰利斯为了反击哲学无用的世俗偏见,用观测天象得到的知识预测气象,知道来年橄榄将丰收,于是事先租赁了全部的橄榄榨油作坊,等到橄榄丰收时,再把作坊以高价租出,结果获得一大笔利润。亚里士多德的结语是:“这件事表明,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5]
  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希腊文“闲暇”( shule )派生出西文“学校”( school)。学校是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希腊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线。哲学的职业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希腊哲学思辨的特点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五:静观,辩证,演绎,理智和实践。
  希腊哲学是静观的。首先使用“哲学”这个词的毕达哥拉斯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努力竞技的运动员,也有静观人生场景的观众;哲学家就是静观者。造成哲学家静观态度的原因是,他们所思辨的对象是变化世界的不变的本原,是杂多现象的单纯本质,是流逝往复事物的永恒原因;希腊人的哲学观念是:杂多的、变化的、暂时的对象是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只有单纯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存在。希腊哲学家习惯于用不变的原则统摄运动变化的世界,万事万物都被归结为静止的、永恒的存在。希腊哲学的这种静观特征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毋宁说,它反映的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希腊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变化变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们需要宁静的状态,在静观思辨中达到宁静和平衡。尼采首先看出了希腊文化中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把它归结为追求变动和苦难的“酒神”和追求静止和快乐的“日神”这两种精神的对立,他把希腊哲学视为日神精神的反映,这是很有见地的。
  希腊哲学的基本范畴,如,一和多、静和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永恒和变化、存在和生成、原因和结果、纯粹和杂多、理智和感觉、形式和质料,等等,都是对子。对子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原义为对话,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倡,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发展为辩证推理。不论辩证法采取对话的形式,还是采取推理的形式,它都是对两种相反的意见所作的分析和综合,最后达到统一的意见。辩证法是用一统摄多,以综合克服矛盾的艺术。辩证法的思维不仅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以对立的一方为中心、以另一方为边缘的一元中心论。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把希腊哲学的这种传统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 logos )就是理性。希腊哲学的理性特征是二元对立与一元中心的统一。
  希腊哲学的样板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柏拉图创办的学园的门楣上刻有“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的警告。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都是证明科学,而证明科学的最高成果是几何学。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虽然包含有归纳的成分,但它的基本形式是演绎。演绎逻辑是几何公理体系的形式化。希腊哲学中的论证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形式的论证都是逻辑推理。甚至一些诡辩也可被还原为三段式。比如,柏拉图曾记录了智者尤苔谟斯和狄奥尼索德鲁则如何用诡辩击败了认为“学习者比不学习者更聪明”的人。下面是他们和一个孩子之间的对话:
  “当你正在学习的时候,你的处境和你不知道你正在学习时的处境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当你不知道你所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你有智慧吗?”
  “根本没有。”
  “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是无知的吗?”
  “当然。”
  “因此,在学习你不知道的东西时,你处在无知状态中。”
  这个孩子点头表同意。 [6]
  这一诡辩有下列的三段论形式:
  大前提:你所学习的是你所不知的。
  小前提:你所不知的不是智慧。
  结论:学习者没有智慧。
  严格地说,这个三段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用这个事例说明,三段论演绎是希腊哲学论辩的普遍形式。
  “理智”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理智”即希腊文的“奴斯”( nous ),又译作“心灵”(Mind)。希腊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朽等宗教观念,希腊哲学中保留有这些传统观念。但“理智”的观念却是哲学所特有的。第一个雅典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首次提出,心灵是万物运动的本原,苏格拉底对此大加赞赏,再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理智主义最突出、最明显地体现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与传统宗教的“灵魂”观念相比,理智更纯粹,有更高的思辨性,而无人格的禀性。希腊哲学家认为,理智是无形的、纯粹的实体,它推动万物而不被任何事物所推动,弥漫于世界而能保持自身的统一。当理智与人的灵魂相通时,它构成了灵魂的纯粹部分,统摄着灵魂的一切活动,不但认知活动,意志、欲望等也应受理智的支配。按照传统的灵魂观,灵魂只是有形体中的能动力量,灵魂并不与身体相分离、相对立。哲学的理智主义使得身体和灵魂、感觉和理性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由此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灵魂以外的理智如何作用于人的灵魂?理智如何支配异己的身体?纯粹的理智活动与感觉、意志、欲望等与身体有关的灵魂活动有何关系?无形的理智如何认识有形的外物?等等。当希腊哲学家乐而不疲地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们似乎接触到内心的最深处,世界的奥妙处。他们的纯思辨活动创造出了这个纯粹精神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又反过来吸引、推动着纯思辨的步步深入。
  希腊哲学家虽然推崇为知而知的纯思辨,但也并非不关心实践。“实践”(prasis)一词也有“实用”的意思。希腊哲学家都以“善”为价值取向,善是好处,当然有功用实效。当希腊哲学家说明哲学的非实用性时,他们否定的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官能享受方面的实用性,他们既不否认哲学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实用性,又不否认哲学对于公众物质  生活的功利性。“实践”一词的另一特殊含义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活动。
希腊哲学家把追求智慧的思辨作为神圣的活动,它使人获得神的知识,使人接近神。苏格拉底宣称,他是赋有神灵、传达神意的“牛虻”;柏拉图说,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的“狂迷”;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是神学,哲学思辨表达了人性中的神性,哲学家的生活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的顶点。这些话表达了一种理性的宗教观,或神化的哲学观。
  哲学的实践精神还表现为理性伦理学。除犬儒派和昔兰尼派等少数人外,希腊哲学家都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理性,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理性,意志和欲望应当服从理智,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美德的规定性来自理性。苏格拉底的名言“德性就是知识”表达了理智主义的实践精神。
  哲学对于希腊城邦政治和后来的罗马大一统政治尤其重要。自从苏格拉底发出哲学家要关心人事的号召以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务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既是现实政治的总结,又为政治实践指引了方向。
  应该承认,希腊哲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第一位的。希腊哲学的思维秩序是这样一个等级:个人思辨 →个人实践 → 公众实践。实践是思辨的结果和效用,它的确切含义是实践理性,个人实践又是公众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哲学的政治功用只是个人思辨的间接结果和效用。中国哲学则不同,它把希腊哲学中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东西放在首位,个人修养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框架里展开。有人说,中国哲学重实践,而希腊哲学重思辨,这是有道理的。需要补充的是,无论中国哲学,还是希腊哲学,都兼有思辨和实践,只是两者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的地位不同而已。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页
[2] 赫西俄德:《神谱》, 116-130
[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200b 12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980a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59a 15
[6] 柏拉图:《尤苔谟斯篇》, 278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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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生活在古代的希腊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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